需要说明的是，《开元天宝遗事》一书有些不可信，杨国忠老婆的出轨，多半属于王仁裕的杜撰。但是，《文明判集残卷》就完全可以相信，这是一本官员审案的集子，里面的案例都发生在公堂之上，有审理经过，有法理依据，有判决结果，流传于世，就非常有可能了。
这里的五种出轨借口，除了发生于民国的紫菊外，其他都发生在唐朝前后，这与社会大环境有一定关系。唐宋以前的社会，宗法制度并未完全形成，儒家的伦理道德还处于朝廷层面，尚未影响到整个社会人心，所以，社会对女人出轨这种雷人新闻基本上持宽容态度，坊间也就是笑笑而已。虽然各个朝廷也提倡妇女守节，但对于出轨偷欢之事，只要没人告状，官府便不会追究。即使有人告状，按唐律规定也只判刑一年半。用“浸猪笼”之类的野蛮酷刑来迫害出轨妇女，要到宋代以后才出现。赵炎以为，紫菊的出轨，得到了范绍增的谅解，没有被“浸猪笼”，应该是非常难得的特例了。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