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今天中国国内居民和企业能自由兑换美金而进行全球资产配置的话,谁还会在北京的四环买一套比伦敦金融城和纽约的核心CBD还贵的公寓呢？中国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还会持续吗？
央行副行长胡晓炼最近连发五文,论述了国民币建立一个机动的富有弹性的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的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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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通胀压力和资产泡沫压力不减的情况下,政策无非两个方向:对内本质性地收回多年超发的货币,逐步上抬长期利率程度,转变企业和居民严重的通货膨胀预期;对外适当增加汇率弹性,平衡国内外供需。
对于前者,当然会有人提出所谓加息拉大利差引致热钱之类云云。但压缩与升值的关系逻辑上并不构成同向,事实恰恰相反,两者逻辑反向,越压缩,越是减轻升值压力。
国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压力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投资扩大,来自经济模式,经常搞得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处于加速状态。所以,中国经济的转型,是一个储蓄率自然降落的过程,是一个升值压力反侧自消的过程。
短期跨境资本流动是跟着资产市场投机走的,国内坚决地挤压泡沫,境外资金流入自然会结束。
中国经济增加实际上还比较脆弱。问题是,一旦开端加息,高负债的国有企业将如何生存,处所政府如何筹集资金还本付息,在建项目如何按进度进行？
最后,所有的经济政策问题会统统变成绩业问题。货币政策制定部门可能会变成经济下行的“替罪羊”。
对外升值,转变“进水管”的口径（本世纪以来,外汇占款成为中国经济绝对的注水泵）当然是货币当局最直接的想法。
汇率起到的作用是使资源从贸易部门移出,至于是否能买通国内收入-花费-企业利润-就业的良性循环,则有赖于这个国家既有的结构,需要从贸易部门转移出来资源支撑非贸易部门供给呈现扩大。
然而,当下中国的金融、主体运输（从公路网到铁路运输,从航空到远洋运输等）、电信、电力等非贸易部门的核心主体,私人资本较少涉足或集聚。
从这个意义上讲,需要加速解除中国私人资本进入某些部门的准入障碍。
贸易部门挤出来的资金,有两个去向:一是在各种资产和商品间游弋,不是土地房产泡沫进一步做大,就是粮食等生活材料呈现暴涨;二是向外走,这取决于外部经济和资产价格吸引力的加强和摆脱资本管制的成本大小。
此时若辅以国民币资本项目管制的逐步解除以及自由兑换和国际化过程的加快,可以想见将会是何种场景:
倘若今天中国国内居民和企业能自由兑换美金而进行全球资产配置的话,谁还会在北京的四环买一套比伦敦金融城和纽约的核心CBD还贵的公寓呢？中国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还会持续吗？
本世纪以来,当中国“宽货币”的拐点呈现时,情况会变得较为难以把持。跨境资本流动的正反馈效应往往会引发资产市场的“超调”,使得经济可能因为受到超强的压缩效应而硬着陆。因为中国银行(601988,股吧)部门90%以上的信贷都挂钩国民币资产的价格。
国内泡沫若不先行实现软着陆,汇改和资本项目管制解除成本将只是刚性挤破泡沫的工具。
要达成汇改盼望达成的巴拉萨-萨缪尔森的调节效应（克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取决于既有结构的变更。当然,这是一个长标准的事情,得以年计,等待这种变更尽早产生。(作者系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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