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意欠薪罪遭遇界定难
作为同一天实施的新规，旨在更好地解决“讨薪难”的“恶意欠薪罪”，比起它同一天出生的“兄弟”——“醉驾入刑”来，分外寂寞。在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引起新一轮质疑与探讨，高晓松醉驾将聚光灯打到高亮度时，恶意欠薪罪静静地蜷缩在角落里，半个月来极少被媒体和公众言及。
一个是严刑峻法治理交通安全，一个是从民事上升到刑事治理恶意欠薪、保护社会公平，两者受关注度的冰火两重天，何以如此，耐人寻味。
现状：
恶意欠薪罪被社会“冷落”
5月1日醉驾入刑正式实施以来，各省、各市都纷纷将第一个以身试法者呈现到公众面前，从而引发公众对于醉驾入刑的关注，这种情景甚至成为了一道传媒盛宴。某省的第一个醉驾司机，某市第一个因醉驾被判刑的，甚至于因醉驾而被捕并面临刑法处罚的第一个公众人物高晓松……都成为了报纸头条或者网络首页上的新闻宠儿。
而就当大家都将视线集中在“醉驾入刑”正式生效的舆论潮流时，同一天“出生”的“恶意欠薪入刑”却显得异常低调。而根据对相关法律的解读，从此之后，被司法机关认定为恶意欠薪的单位和个人，最高将被处以7年有期徒刑。但即使如此，还是挡不过酒司机们的“气势汹涌”。
在网络搜索引擎上，与醉驾入刑的的信息数量相比，恶意欠薪实在是显得有点微不足道。而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相对醉驾入刑这种较为显性的问题，作为隐性的恶意欠薪问题，似乎前者比后者更有被谈论的市场。但实际上，恶意欠薪的问题与醉驾相比，似乎更有其深层次的社会原因。且这种行为，也早不只是简单的民事或经济纠纷。
分析：
恶意欠薪界定难 法院称要慎重
既然有实质性的震慑作用了，为何恶意欠薪罪还会被如此冷落，没有引起各地执法部门的热情？它又为何迟迟难产？对此，济南历城区法院，作为一个基层法院，道出了其中一个因由……
“我们执行的案件中，恶意欠薪所占的比例还是很大的。”在济南市历城区法院执行局里，一位正在忙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与这些案件数量划等号的便是“老赖”们的数量。“案例我们这里是不缺的，有的是，但问题是这条法令刚下来，我们在对此进行界定和审判的时候，必须慎之慎！”这位工作人员表示，之前为打击恶意欠薪，各级法院也采取了种种措施。以历城法院为例，该法院最先在济南市范围内开创联合区检察院和公安分局，通过“组合拳”的方式来弥补法院执行局“单打独斗”的境况。而对于目前恶意欠薪入刑的正式实施，该院一位法官也表示，这也将对老赖们有更多的威慑力，毕竟从现在开始，如果恶意欠薪的事实确凿，那他们很有可能被拉去坐牢，“对于一个人来说，有案底和没案底，这种震慑力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历城法院执行局的一位工作人员也表示，光有证据还不能代表全部，还需要考虑到双方的实际情况，对于是否是“恶意欠薪”的界定，在一些案件上也有争议。此外，醉驾几乎可以是“时查时定”，因而比较容易确定其性质。但恶意欠薪不同，它的隐性特征使它不容易在短期内就被确定。“特别是现在这条法律刚刚颁布的时候，调查就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要推出恶意欠薪入刑第一人，这需要非常慎重。”
而事实上，这种慎重也是其他基层法院共同的态度，所以才直到现在，尚未出现“恶意欠薪入刑第一人”。
讨薪难见工会身影
制衡作用有待发挥
恶意欠薪罪自五一起实施以来，作为最应该为劳动者张目的工会，也鲜见有对此言及或者推动的。
在采访中记者多次询问一些企业的职工，是否了解其所在企业工会的作用，但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如今工会的作用基本上只是集中于“发福利、搞活动和介绍对象”这些方面。当被问及如果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是否会请求工会为自己解决时，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表示自己并不会通过工会来维权。而在其它媒体关于职工讨薪的报道中，也鲜有工会的身影，以至于在安徽合肥，反而是俩农民工成立了一个“讨薪工会”，4个月讨回4万多元血汗钱。
而当记者在采访山东省总工会时，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其实在维护工人权益这方面，工会近年来都出台过一些文件，包括建立催款机制、维权机制等等。对于拖欠职工工资的情况，省总工会也和劳动、建设、公安等部门搞过联合检查，做了一些工作，“也曾督促政府建立工资保证金。”但记者采访后获悉的现实情况则是，在帮助职工解决工资问题上，工会的作用可能并没有如此积极。
“但在国外中，特别是欧美国家，工会起到的作用非常大。”山东大学社会学专家王忠武教授告诉记者，工会实际上在职工与企业或者雇主之间可以起到很关键作用，例如代表职工与企业进行薪酬的磋商、讨要欠薪等等，但是目前国内很多企业的工会并没有做到这项职能。而山东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马一则认为，社会应该在不平衡关系中有一种制衡，这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维护社会个体的利益，而国内的工会官味太浓，其实很难为遭遇欠薪问题的职工们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工会的作用还有待于积极发挥。
影响：
欠薪问题涉及社会稳定
在今年2月的《刑法修正案（八）》中规定，因恶意欠薪造成严重后果的，将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一法律条例的通过，意味着恶意欠薪已经被上升到《刑法》的高度。“我们接触过许多案例，像有些包工头他有钱，但连家都不回，到处躲避债权人。在某种程度上是经济纠纷，但这背后涉及到的是社会稳定问题。”马一告诉记者，当雇主有钱不支付时，这就不仅是道德问题了，而是必须解决的社会问题。因此，国家在司法体系中，动用了最严厉的一个处罚方式：用坐牢的方式处罚恶意欠薪者，“严重的处罚三到七年”这种规定将很具威慑力。而在此之前，记者从历城区法院了解到，恶意欠薪一般都只是被定义为民事纠纷或者经济纠纷。“因此我觉得，鉴于我国的社会状况，《刑法》增加了这个犯罪条目，非常恰当和必要。”
此外，马一觉得，恶意欠薪不仅涉及到社会保障公平的问题，还涉及到一个社会稳定问题。但就最终影响来说，社会稳定是首要的，经济问题还是其次。
“首先是影响社会稳定。”马一告诉记者，很多农民工在工作期间只能拿到最基本的生活费，只有工程竣工，他们才能拿到薪酬。但顺利拿到薪酬又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工程方的给付能力、包工头的信用等。“假如农民工薪酬上得不到保障，就会引发社会问题，因而这是首要的。”他表示，农民工群体第一个特点就是相对比较集中；第二个特点是受限于本身的文化、法律知识等。这就决定了如果农民工被欠薪，容易引发社会问题。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