肾脏
被偷走的肾脏
按照医生的推算，做一个肾脏移植手术的费用为20万到30万元，其中医疗成本不足5万元，其他都是可以被拿来分配的。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肾移植专家的困惑，“因为器官资源的短缺，中国的器官移植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2010年10月25日赵勇在徐州被偷走的那个肾脏，见证了在这个夹缝间生存的活体器官黑市交易市场并不只是个传说。
记者◎李翊 插图◎老牛
徐州：割肾
在为律师调查做指认前的8月24日，赵勇(化名)独自一人去了趟徐州。腰部左侧那道22厘米长、一字形横着的伤疤还在隐隐作痛，时时提醒着他——2010年10月25日，在徐州市九里区火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又叫火花医院)，他失去了自己的左肾。“我去的时候，去年给我做手术的医生、护士还在。但是一个月后，当律师去调查时，他们已经全部被换掉了。”赵勇告诉本刊记者。
2010年10月24日晚，“大哥”苏杰(化名)包车带着赵勇来到火花医院。这家卫生院位于徐州西三环一个城乡结合处。“到医院已经是晚上八九点了，大哥说晚上住在医院，我也没怀疑。”赵勇说，此前9月初大哥带着他来过火花医院，跟医生聊了半天，说是谈业务。
在喝了护士送的一杯水后，赵勇睡着了。“醒来的时候是早上5点，正把我往手术台上推。我虽然意识清醒了，但是动不了，也说不出话。”他隐隐听到有人说“上海的某某主任亲自主刀”。这时，他眼睁睁看着自己肩膀被打了一针，随后又陷入昏迷。
“我醒来时，浑身插满管子，身体没感觉，但我知道医生正在缝合刀口。”有人提到让主刀医生先带东西回上海。“我看见不锈钢的盒子，被两个穿便服的人提走了。”赵勇喃喃地说，“那里面可能就是我的肾。”
身体的疲惫让赵勇再次昏睡过去。再次醒来时，手可以动了，他掏出手机一看，已是10月25日13点40分左右。手机上有条短信。赵勇回忆：“苏杰发的，说银行卡在我枕头底下，给别人就3万块，但他给了我6万块。不过卡里面有3万块钱。另外的3万元他先借走了。我看见枕头下有卡，还有我的身份证。”这时候，赵勇才意识到，一切只是个圈套。他的心里充满了恨，剩下的就是伤口撕心裂肺的疼。
本刊记者注意到，火花医院靠近矿山路边，一共3层。一楼输液，二楼是办公防疫，三楼是手术室。虽然公开资料显示：徐州九里区火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市政府规划、区政府筹建、经市卫生局批准的一座综合性医疗机构。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医疗设施极其简陋的社区卫生院。
“病床不能调节升降，剪断的输液管当做喝水的吸管，止痛棒用完后，考虑到2000多元的成本，给我用了最老式的那种止痛药。”赵勇说，躺在床上的时候没注意，压到了插着引流管的伤口，瞬时间，白色的床单全染红了。
在赵勇看来，这里的医疗条件根本不适合养伤。为了能尽快离开徐州，第二天，他强烈要求“拔掉引流管、导尿管，自己上厕所”。晚上疼得不能忍受的时候，他流着眼泪给远在西北、大他6岁的姐姐打电话。“姐姐问我怎么了，我说出工伤，摔了一跤，肚子划了口子住院了。很疼，很难受，没人照顾我。太想你了。她当时就说要来徐州看我，我骗她说，没事，过两天就出院了。”向本刊记者回忆这些时，赵勇戴上了原本一直拿在手里把玩的杰克琼斯雷朋款墨镜，宝蓝色的镜片后，藏着他木然的双眼，没有眼泪。在报警后，他更换了手机号码，至今没有再跟家人联系。
第三天，疼痛中的赵勇给苏杰的另一个小弟陈江(化名)打电话。“他也是西北的，算半个老乡。我告诉他，我的肾脏被苏杰偷走了，我让他过来接我。他并不吃惊，因为他在我之前已经做过手术了。他还算讲义气，当天晚上坐火车从西安赶过来了。”陈江赶到徐州时，已是赵勇手术后第四天，医院通知赵勇，药已经用完，如果继续住院，要续费。
当天晚上，赵勇住到了宾馆。听说赵勇要报警，陈江问他：“你想把事情搞大？不如私了吧。”赵勇反驳道：“你的钱给到位了？你们是不是自愿的我不清楚，反正我事先不知道。”陈江没有再说话，只是沉默。
第五天早上，赵勇动身回南京，他要找苏杰讨一个说法。从矿山路到火车站有大约5公里路，两人先上了一辆出租车。但是稍有颠簸，赵勇的伤口就钻心的疼，同时不断往外渗血。无奈之下，他只能在陈江的搀扶下步行前往火车站。“从淮海东路出来就是火车站，那条路大概有二三公里长，我们整整走了四五个小时，走到火车站时是14点，我疼得差点晕过去，只能扶着墙，半弓着身体休息。”疼痛之外更折磨赵勇的是，他怎么也想不通，以前那个大方豪爽、以兄弟相称的大哥为什么会偷走他的肾脏？那天陈江没有买到座位票，“一定要找到大哥讨要个说法”的念头支撑着赵勇捂着腰在火车上站了3个多小时，终于回到了南京。
南京：圈套
今年25岁的赵勇，剃得短短的平头，参差的白发清晰可见。他告诉本刊记者，他曾经想当艺术家，高中时候他和同学组过一个乐队，他是主唱。“我以前的头发比现在长，皮肤也没这么黑。”似乎怕本刊记者不相信，他从包里掏出几张一寸登记照，照片上的他酷似台湾影星金城武。
赵勇大专读的是某医学院药剂学专业，这是在某企业担任中层干部的父亲为他安排的道路。比他大6岁的姐姐已经从医学院毕业，进入一家医药行业工作。按照父亲的设想，赵勇大专毕业后，可以进入当地一家效益不错的电企工作。路已经铺好，但对于一个西北青年来说，远不如喧嚣热闹的沿海繁华大城市更有诱惑力。
通过智联招聘网，赵勇在福建厦门某医疗器械公司找到了一份销售工作，基本工资2600元，销售业绩提成另计。因为自己也是初中毕业后出外闯荡才有了现在的事业，所以对于儿子的选择，赵勇的父亲并没有阻拦。只是在儿子临离开家前，曾叮嘱他：“在外面做任何事情，后果都是你自己承担，一个人在外面要多加小心。”不过，那时的赵勇并没有太放在心上。
2010年2月，赵勇来到了厦门，开始了自己选择的人生。7月份，上QQ的时候，赵勇突然收到了一条陌生消息。“对方自我介绍是南京一家刚刚成立的医疗器械公司，现在全国招募业务员，月工资3000元，业绩另计。”赵勇说，厦门的公司是有销售额度规定的，完成了销售额才能拿到基本工资，我并不是每个月都能完成额度。但是南京这家包吃住，还没有定额要求，而且赵勇的母亲是上海人，南京在他的想象中是一个远比厦门更繁华的城市，无论是这座城市，还是这个赚钱的机会，对赵勇都是个不小的诱惑。
在电话里简单介绍了个人情况后，对方要求赵勇到南京面试。7月2日，赵勇从厦门赶到南京，按对方要求坐地铁到安德门站后，他见到了来接他的“大哥”苏杰。“35岁左右，1.74米，跟我差不多高，微胖，说一口广东普通话。身边跟了个小弟，‘90后’，叫黄斌斌。后来知道那是个假名，他是山东滕州人。”
苏杰在南京郊区铁心桥附近的银杏山庄小区租了个三居室办公兼宿舍，他单独住一间，剩下两间住了七八个和赵勇年龄相仿的男青年。
进公司后，第一件事是体检，“项目特别详细，不像普通的入职体检。选择的是南京最好的两家大医院分开完成”。事后他才知道，体检花了5000块。为了打消他的疑虑，苏杰说：“做这些对你有好处，你可能这辈子都没机会做这么全面的体检。”
随后，赵勇每天都在公司，翻看苏杰准备的一些医疗器械有关的材料。而苏杰会轮流带他和其他人出差。“我跟苏杰去过济南、北京、上海，他说是找人拿钱，我就以为是医疗器械的货款。”赵勇说，只是没有做业务，他有点不自在。
但是，赵勇并不排斥这样的生活。“在厦门的时候，公司在写字楼办公，我和另一个同事合住公司提供的宿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淡，待了半年我也没什么朋友。这里不一样，虽然住在这里的人流动性很大，平时也不怎么聊天，但感觉彼此关系没那么远。”而大哥苏杰的豪爽大方，更是让赵勇对他推心置腹。
赵勇对苏杰个人信息的了解，来自于吃吃喝喝的时候苏杰的自述。“他说他当过兵，后来去了一家银行，因为涉及经济纠纷辞职。经一个女人的介绍进入医疗器械行业。他有个外号‘济南赌鬼’，据说在网上这一行里很有名。”苏杰对赵勇的“洗脑”是逐步深入的。“他经常跟我说，南京是多么好的一个城市，人均消费多高，钱多好赚。这些钱都是靠我们赚的，我们跟着他多享福，自从有了动车，我们绝不坐普通火车，住的是全国连锁快捷商务酒店，将来业务做大做好了，能坐飞机绝不坐动车。他对我也从不防备。他经常去小区棋牌室打麻将，输光了就让我去帮他取钱，密码都告诉我，我查过，卡里至少有一二十万块钱。”
赵勇说，苏杰在棋牌室认识了小区一个叫“二姐”的女人。为了追“二姐”，苏杰给姐妹俩各买了一个手提电脑。“二姐”过生日的时候，苏杰包了一个豪桑，“吃饭花了4000多块，晚上去KTV又花了几千，总共花了1万多块。第二天早上他睡醒了一算账，心疼不已，跟我们说：‘我怎么又花了这么多钱？你们怎么也不拦着我啊！’”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像赵勇那样容易被苏杰“洗脑”。银杏山庄楼下有家理发店，苏杰是这里的常客。老板是一名年轻的南京本地小伙子，他告诉本刊记者：“不知道他的真名，每次来身边都带着几个小弟，叫他‘大哥’。他对这些小弟很大方，吃喝都是他买单，还经常带他们出去买衣服，一套衣服上千元，都是有牌子的。他买东西从来不要找零，买10块钱的东西会丢50块钱给你，不用找。”老板说，熟了之后，私下里苏杰曾经多次要请他出去吃饭、喝酒。“我都拒绝了。他的眼神不对，而且特别能说会道，不像个好人。拒绝了几次之后，他也就不找我了。”在“大哥”的这些小弟里，赵勇跟小老板关系最好。“那个小伙子一看就是西北人，我们还聊得来。他跟其他那些小弟不一样，那些人就是些小混混、小流氓。”
有近两个月的时间，赵勇一直跟随苏杰出差。“一般都是先通过QQ联系好，约到哪个城市见面，去的都是省会大城市，先去大医院，然后找一高档场所谈事情，说的都是一些专业术语，市场价格是多少，多少价位可以做。他们谈的时候我在旁边待着，也不是太明白。”
9月底10月初，赵勇突然发现比他先来的小弟张宁消失了。张宁是东北人，“90后”，因为和原公司债务问题来了南京，平时和赵勇关系不错。赵勇问苏杰张宁去哪了。苏杰说，张宁就在南京做业务，马上能给公司带来一笔大收入。
又过了一段时间，苏杰带着赵勇和黄斌斌去湖南路中国工商银行收钱。“来了两个人，一男一女，给了苏杰35万元，装钱的那个包比我这个杰克琼斯的包还大。”赵勇比画着说，苏杰告诉那对男女，20万元给医生和医院，他自己拿10万元，4万块钱给张宁，剩下1万块钱由他们留着给张宁打红包。这之后，苏杰提了2万元给黄斌斌。
分配过后，苏杰带着赵勇单独去公共浴池洗澡。事后回忆这段经过，赵勇认为，这是个圈套。“应该是在那里，让受体家属看我是不是健康合格。因为张宁做完，下一个业务就轮到我了。进了苏杰的公司，只要身体合格，最多待两个月，肾脏就要被割掉。”
法律之惑
赵勇告诉本刊记者，从徐州回到南京后，在银杏山庄，除了两个经常跟随苏杰的小弟，他又见到了一些新来的陌生面孔。
赵勇说他于是给苏杰打电话，苏杰说自己在北京，并表示会给赵勇补偿。他让赵勇在南京休息一段时间，至于钱的事，他会给个解释。
赵勇在南京待到11月中旬，苏杰杳无音信。他手下的四五个小弟也被安排去全国各地做手术或者收钱去了。“苏杰不在，剩下的那些人都没钱花了。平时大手大脚的，后来只能买馒头吃。”理发店小老板说。
11月底12月初，赵勇再次给苏杰打电话，苏杰依然信誓旦旦。“他让我、张宁、陈江买票回宁夏，在那边设个办事处，说‘咱们宁夏见’。”赵勇再次相信了他，出钱买了3张回宁夏的卧铺票。
“在火车上，陈江说，苏杰确实在宁夏做过调查，那边还是一片空白，将来要在那里设个办事处。我越想越不对劲，问他俩，苏杰是不是也找他们借过钱？陈江说，没几万。张宁说，从他那里借了1万元。”意识到再次被骗后，三人马上买了返回南京的车票。
再次回到南京，银杏山庄只剩下两个小弟，赵勇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从楼下超市买了两把水果刀，进了房间就用刀抵住小弟的脖子要求给苏杰打电话。一番沟通后，赵勇三人在房间等苏杰，两个小弟借口买东西，按照苏杰的指示偷偷跑了。直到房东上门，赵勇才知道，苏杰通过远程操控已经把房子退了。“房间里的电器和家具都留给房东抵欠的一个月房租了。”
报警是赵勇唯一能想到的解决办法。在做完笔录后，陈江和张宁与赵勇分手，在人海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赵勇成为警方能联系到的盗取器官案件唯一的受害者。2011年新年，赵勇在南京的一家宾馆流着泪独自度过。过完年，赵勇去了浙江，在一家四星级宾馆担任人力资源助理，重新开始生活。2011年8月，如果不是南京雨花区公安分局的电话，赵勇以为自己已经忘掉了被偷走的那个肾脏。
2011年9月25日，在徐州火花医院二楼办公室内，副院长吴振德告诉本刊记者，这个医院是徐干投资的，他是老板，也是院长。“去年10月份，确实有个小伙子在这里被切除了肾。后来省卫生厅、市卫生局的人来医院进行过调查。”
“具体参与这个事情的人也不是本医院的人，后来听说人被公安局给抓了。”当本刊记者问及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对医院有无进行过处罚时，吴振德显得态度非常谨慎。他说，自己虽然在医院分管行政，但也是老板聘来的，很多话不好讲，“谁干的事情谁负责”。
江苏南京雨花区法律援助中心为赵勇指定的援助律师江红琴曾在今年8月份带着赵勇去徐州调查取证，她告诉本刊记者，徐州市泉山区卫生局医政科负责人亲口承认，整个徐州没有一家医院具有卫生部许可的做器官活体移植的资质，但是徐州至少有3家医院牵涉其中，仅在火花医院，已经发生3起私自割取器官事件，主刀医生每做一次器官割取手术，收取6000元费用。“负责人表示，这些信息是他们从徐州市公安方面获知的。”江红琴说。
“器官割取和器官移植是两套人马。取器官，不需要很高超的外科技术。比如取肾，三甲医院的泌尿外科大夫都能做。但是做肾脏移植，不是任何一个泌尿外科医生都能掌握的，至少要有20年以上的外科手术经验，而且对医院手术设备以及医疗环境要求比较高。”江苏某医院一位医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能做肾脏移植手术的医生身家上百万，在任何一家医院都可以凭这项技术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所以不会为了一点小钱去做器官割取手术。但他们不会拒绝被其他医院请去做肾脏移植手术的机会，因为他们不用考虑肾脏来源，而且他们获得经济收入是通过正规医院财务的渠道，而不是直接来自病人家属。即使追究责任也和他们无关。“相比肝移植，肾脏移植在业内并不算技术含量特别高的大手术。所以，希望通过做肾移植手术来增加业内知名度并不是他们考虑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了经济利益。要知道，现在做一个肾脏移植手术需要花费20万到30万元，其中医疗成本不足5万元，其他都是可以拿来分配的。”
据了解，目前苏杰暂因非法经营罪被雨花台检方批捕，而徐州火花医院的相关负责人也被当地公安机关处理。
作为赵勇的援助律师，江苏海越律师事务所的江红琴在提到嫌疑人的情况时认为，非法经营罪的罪名或许不太准确。“以非法经营罪论的话，那就是把人的器官当成纯粹的物品，把人体器官买卖当成经营行为。但实际上，我认为这对被害人来说，是一种伤害，毕竟国家明令禁止买卖人体器官，嫌疑人的行为太恶劣了。如果按照故意伤害罪批捕，倒还可以理解，因为切除肾脏对被害人确实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我们国家直至2011年5月《刑法修正案》才增加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如果以此罪名定的话比较合适贴切，但是赵勇的事情发生在《刑法》修正之前，所以不适用这一新法罪名。”在江红琴看来，即使是现在正式出台了制裁该类行为的法律规定，但量刑较轻，犯罪成本太低，也不足以对犯罪分子产生威慑。
“我们准备为赵勇申请伤残鉴定，这样在提赔偿数额时也有依据。”江红琴告诉本刊记者，目前她和法援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收集材料，准备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为赵勇争取合法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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