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长期流亡海外，被人称为“夏威夷华人”的革命元勋，从来没有如此靠近他的祖国和民众。在大江南北，他演说“以实业与商务重建我们的国家”，令国人心潮澎湃。
在武昌，面对露天会场的人潮，孙中山看着不远处的滚滚长江，提出修建长江大桥和挖掘长江隧道的设想，并提出要在长江上游修建一座世界最大最高的水坝。
话音一落，“大总统万岁”的欢呼声响彻武昌城。
习以为常的欢呼声不足以引起孙中山的兴奋。他最在乎的是在中国土地上修建铁路的设想。袁世凯给予的“全国铁路督办”空衔，他之所以欣然接受，是因为他想以10年之期，修建10万~20万英里铁路。他查阅铁路工程资料，拟设建设机构，考察既有铁路沿线，并亲绘铁路建设草图。
然而，铁路建设的梦想还未及施展，就被政治的旋涡冲得七零八落。
庞大的十年计划
“无矿业则机器无从成立，如无机器则近代工业亦无发达”
宋教仁被刺后，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遁走日本。此后与宋庆龄结婚，发动护法运动和护法战争，继而南北军阀相继背离，孙中山深受打击。1918年5月4日，孙中山辞去大元帅职务，孑然一身离粤转沪。
6年辗转，孙中山又回到了起点：“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北如一丘之貉。”他一度陷入了极度的彷徨、苦闷之中。显然，铁路计划无从实施，他本人尚立足未稳，又何以安下一根根牢固的枕木呢。
在上海的两年半时间里，孙中山一方面与粤、闽、川等地国民党人函电往来，一方面反思过去、规划未来。
1921年，55岁的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在广州再立政权。10月10日，《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付梓。
其实，《实业计划》早在1919 年2月就已经完稿，最初用英文写就，发表在1919年6月号《远东时报》上，后由朱执信、廖仲恺、马君武、林云陔等译成中文。
1922年，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的《建国方略》，系《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三部书的合称，它分别阐述了孙中山关于心理建设、物质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总体规划和设想。
其中，《实业计划》共包括六大计划，主要目标是在10年到20年内，修建相当于纽约港那样具有世界水平的三大海港（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和南方大港）和许多商埠，修建长达10万英里的五大铁路系统，把沿海、腹地和边疆联成一片，并修建全国公路网，来促进商业繁荣，开导和整修运河和各地内河航道。
由于“无矿业则机器无从成立，如无机器则近代工业……亦无发达”，全面开采煤、铁、石油、有色金属等矿藏，生产钢铁、石油、机械制造、水泥等各种“工业之粮”成为当世之急。孙中山尤为重视钢铁工业，他指出，“今日之钢铁世界，欲立国于地球之上，非讲求制造不可”，在全国钢铁储量较丰富的海南、四川、云南等省开办工厂，对于已建厂的河北、山西、湖北、辽宁等地钢铁工业加大投资。
这些还不是这个庞大计划的全部。
对于农业，《实业计划》要广泛采用各种现代农业技术，实现农业机械化，移民垦荒，建设边疆。在此基础上，发展轻工业，使粮、棉、油、纺织、日用品、印刷、蚕丝、茶等的加工制造业，做到在自给有余的基础上外销出口。
《实业计划》的主体部分是建设10万英里铁路、100万英里碎石路和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港口等10个大的项目。他对三大港口的选址不惜笔墨，其中南方大港可选定在广州，东方大港可选杭州湾或改造上海黄浦江港，北方大港选址在天津塘沽以东滦河口附近。
1911年前，清朝共兴建铁路9400多公里，其中大部分为清末10年所建。这部分铁路中，虽然有些为外国独资兴建的铁路，但自建铁路多达4000多公里。相比之下，1911—1928年，关内（山海关）仅兴建铁路2100公里。
勇敢者的梦想
“夫以中国之地位，中国之富源，处今日之时会，倘吾国人民能举国一致。欢迎外资，欢迎外才，以发展我之生产事业，则十年之内吾实业之发达，必能并驾欧美矣。”
在这一事无巨细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计划中，孙中山第一次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宏伟计划的背后是巨额的资金需求和庞大的专业人才缺口。
此时的中国显然既无资本又无人才。但是他认为有办法，那就是眼光往外看。
“我无资本，可利用外资，我无人才，可利用外国人才，我无良好办法，可利用外国人办法”，孙中山将希望寄托在国外，提出“借外债以兴实业，而苦无资本，则不能不借外债”，“借外债以营不生产之事则有害，借外债以营生产之事则有利”。
兴办实业的另外一个自信在于，今非往昔了。“以前为清政府所制，欲开发则不能，今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所以，他曾声明将以民国国民的身份，在未来的“十年内不问政治”，专门从事社会实业建设活动。
显然，孙中山的议程设置是10年。“夫以中国之地位，中国之富源，处今日之时会，倘吾国人民能举国一致。欢迎外资，欢迎外才，以发展我之生产事业，则十年之内吾实业之发达，必能并驾欧美矣。”
利用外资发展中国实业为当时所需。但是在晚清，外国资本名为投资实为掠夺，它们频频强迫清政府接受铁路投资计划，将势力范围渗透到铁路的尽头。孙中山说，应改变闭关主义而为开放主义，外资必须操之在我，不可授之于外国人，反对外资借投资之名提出损害中国国家权益的附加条件，也就是“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
吸引外资原则既立，下一步就是如何吸纳了。
外资所有者与中国企业联合，共同开发中国实业。外国人提供机器，并且负担外国专家们在华的一切支出；中国人提供原料和廉价劳动力，双方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共赢。这一合资设想与改革开放初期倡导的“中外合作企业”多少有些类似。
孙中山游历各国，“机器”对他的诱惑是巨大的，所以他希望外国投资者提供机器，继而使国人学习工业国家的先进科技。
在民国初期，虽然国人对共和趋之若鹜，但是对机器生产仍然几近一无所知。手工生产的中国，与早已实现工业革命的欧美相比，徒有丰富的矿藏资源。孙中山深知，中国正需机器，来耕作广袤的农地，开采丰富的矿产，建设无数的工厂和扩建交通运输网络，因而“欲兴中国之实业，非致数十万万匹马力之机器不可”。
但是，工业国家的机器生产非一日之功，“经济先进之国，以百数十年之心思劳力而始得之”，作为经济困顿的后进国家，中国“以借外资而立致之”，“遂成富国，如美国、英国是也”。所以，现在想要谋求富国足民之路，除了外资没有别的途径了。
他主张利用外资兴建的企业应为国家所有，“十年以后，则外资可以陆续偿还，人才可以陆续成就，则我可以独立经营矣！”
也许是来自游历欧美国家的观感，孙中山注意避免劳资矛盾激化，引发产业工人的罢工、游行等行为，“故在吾之国际发展计划中，提议以工业发展所生之利益，其一须摊还借用外资之利息，二为增加工人之工资，三为改良推广机器之生产，除此数种外，其余利益须留存以为节省各种物品及公用事业之价值。如此，人民将一律享受近代文明之乐矣……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
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有一次讲三民主义时说：“兄弟著了一本书，叫《实业计划》。这本书的主张，是借用外资从事生利的事业。像开辟市场、兴办工厂、建筑铁路、修治运河、开发矿业。那些大生利的事业，都归公有，把各种新事业的利益都归于公家。”
恰如《实业计划》的英文版原名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国际共同开发中国经济计划”）所显现，孙中山一心希望通过振兴实业，用机器大工业，用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生产经营方式，来发展农、工、矿、交通运输等各行各业，让中国实业层级提升，中国人的生活改善，达到“共同的繁荣昌盛”。
孙中山认为，“国际共同开发”，将会使中国成为工业国剩余资本的投资地。在外资刺激下，中国实业发展将有助于避免中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改变长期处于外国商品倾销之地的现状，最终成为在国际市场进行平等商业竞争的国家。由于外国资本深度投资中国，一方面发展了中国经济，另一方面避免了中国卷入贸易战。
他从—个政治家的高度，提出发展的目的在于和平。他认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矿产丰富、农业雄厚，但是不能独立发展，因而要与世界各国互相提携，共同开发；如今却成为列强的政治、经济侵略“俎上肉”，“不只是中国之耻，也是世界各国之忧虑”。
但是此后，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由泛起到迅速膨胀，“国际共同开发”并无实施的可能，利用外资也成为泡影。
由于中国缺乏资本、人才和方法，孙中山寄希望于利用西方原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力、机器，转移到中国发展实业。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
孙中山的雄心壮志在中国却是行不通的，欧美列强非但没有施以援手，还向当时的北京政府示好，而中国内部军阀混战、政局动荡，人人自危，根本无暇发展工业。即便孙中山“再造共和”成功，《实业计划》实现也非十年之功。
但孙中山的勇气尤为可嘉。自中国近代开端，贫穷、落后、愚昧、软弱成为中国的标签，而官僚阶层和知识群体在寻求救国之路上屡受重创，曾国藩的儒家救世，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康有为的戊戌变法等等均以失败告终，崇尚革命的孙中山，较之改良、新政和立宪等派人物打了个大胜仗，也希望通过“国际共同开发”取代“师夷长技以制夷”、“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等来探索一条救国富民的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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