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即墨蓝鳌路上的一个招工点。本报记者张子森摄本报记者 石念军
以人口结构的变化为基础,“用工荒”实际是一种必然的经济和人口现象。
因为没有相关社会福利的保障,务工人员对岗位的选择必然会变成对高工资的寻求。
解决了农民工的工资问题后,他们在城市的住房、夫妻团聚、子女入学、医疗保障等一系列问题,是否都能解决?
济南一家豆制品加工厂的老板田君(化名)以前认为“用工荒”离自己很远,但节后,市场陡然拓展以致开工不足,他开出了包吃包住、月薪2500元起的条件仍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人,这让他既惊讶又失望。
田君不知道,类似的“用工荒”其实早已延续多年。中国社科院2012年《社会蓝皮书》数据显示,早在2003年“用工荒”就已经出现。山东与全国的情况类似,省社科院省情研究中心主任秦庆武教授介绍,2004年我省“用工荒”情况已比较明显,只不过,之前人们习惯将它称为“结构性短缺”,而现在,短缺越发全方位地蔓延,像田君的豆制品加工厂想招几个普工都难。
县域经济发展
劳动力持续回流
创业8年的田君年前并不缺工,但春节期间,几个到了婚育年龄的工人纷纷选择回老家县城就近择业,这让田君有些措手不及。
回流就这么发生了。
有观察者曾经分析相关区域人口的数字和曲线发现:伴随沿海产业加速向内地转移,以及农业税等的取消降低了农村生活成本,2002年和2006年曾两次发生大规模人口内流,由珠三角、长三角等发达地区回流内陆。
山东的人口回流最早是从青岛、威海、烟台等沿海城市向省内中西部县域转移,并很快蔓延开来。秦庆武2005年带队在传统劳务输出大户菏泽调研时就发现,当地一些企业因用工短缺而开工不足。
“这与我省县域经济的相对发达息息相关”,秦庆武说,县域经济的持续发展,让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机会在家门口就获得就业机会。同时,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也加大了企业对当地劳动力的需求。
“1991年,国家首次评选百强县,山东就占21席。”山东县域经济研究院院长高焕喜教授介绍,通过发展劳务输出、壮大外出务工队伍而拉升当地GDP水平,曾是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谋求发展的普遍选择。而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县区开始着手将输出的劳动力资源重新吸引回流。一些企业在与地方政府的招商谈判中就明确提出,除了政策、税收等支持,当地政府需协助企业完成一定数量的招工。
“第一代农民工变老,
第二代农民工变少”
持续开工不足让田君考虑将工厂外迁至郊区,吸引农村留守劳动力就近就业,一来方便招工,二来也可降低用工成本。毕竟,他的豆制品加工工作不需要什么技术。
事实上,诸多低端产业都是这么发生转移的。
但在山东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侯风云教授看来,一味向劳动力密集的农村或欠发达地区转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末引发“民工潮”的农村这一劳动力“蓄水池”,已经开始萎缩。
校园里的一些建筑施工项目常常成为侯风云考察劳资关系的样本,她注意到,建筑工人基本都在50岁左右。年轻人哪里去了?
“年轻人不愿意下工地”,江安集团山东项目部经理吕文国认为这并不奇怪,如今的建筑工人,大多是中年人。虽然建筑工人的日薪达到150元-200元,但渴望更体面工作的年轻人对此并不感冒。
侯风云简单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从上世纪80年代末出现“民工潮”开始,第一代农民工现在的年龄在50岁-60岁之间,这批农民工出生在1950-1960年代,又恰恰是生育率最高的时段。
“简单一算可知,第一代农民工在岗期间,实际就是劳动力数量最多的时段。”侯风云推算,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第二代农民工,正好赶上低生育率时期,从绝对量上来说,第二代农民工的数量已远不及第一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变老,第二代农民工变少,‘用工荒’出现也就不难理解了。以人口结构的变化为基础,它实际是一种必然的经济和人口现象。”
“短工化”趋势加剧
实际上,春节前后,省内各地密集举行的劳动就业促进会上,仍旧不断传来供需两旺的好消息。山东省劳动就业办公室主任毕京福告诉本报记者,就现阶段而言,我省就业领域的主要问题仍旧是促进就业。
那为什么每年到了这个时候,一些企业就会大喊用工紧缺?在毕京福看来,一方面是技工紧缺,一方面是劳动者的择业空间更广了。
“去年在你这里干,但今年还来不来就难说了。春节假期,农村进城打工者基本都会面临一次再选择。”毕京福分析认为,这种情况在年轻一代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身上表现尤为明显。
田君对此感触就很深,创业8年,跟他打拼的员工,最长的一个干了3年,其他多数干了一年左右就选择了离开。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2月8日发布的《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研究报告》显示,“70后”的单一工作年限一般超过4年,而“80后”、“90后”每一份工作的平均年限则大大缩短,1981年出生者平均每份工作还要做三年多,而1991年出生的受调查者每份工作平均只持续不到一年,“高流动”和“水平化”特征显著。
“高流动”、“水平化”的就业特点实际就是临时工化,因为没有相关社会福利的保障,务工人员对岗位的选择必然会变成对高工资的寻求。毕京福认为,“务工人员频繁离岗择岗,表面看是就业选择空间拓展,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对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急待强化。”
一味加薪行不通
跟田君的选择一样,面临“用工荒”,绝大多数企业主仍把提高工薪水平、改善用工环境作为首选。
自1994年11月建立最低工资保障制度以来,截至2011年3月,山东省先后九次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事实上,具体岗位工资的提高幅度可能更高,比如田君,去年给员工的最高许诺还是年收入3万元左右,现在他已经决定加码到4万元。
但一味加薪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吕文国去年为工人普涨工资30%,但并没能阻止工人的高频流动。
其实,中小企业也不见得有足够的能力以涨薪的方式来应对“用工荒”。秦庆武就提到,现在多数中小企业的用工成本都已大幅上涨,占到整个经营成本的10%甚至是30%,加上融资渠道减少、原材料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其利润率已经大幅压缩,很多中小企业举步维艰,已经没有能力应对用工成本的持续上扬。
“半城市化”之忧
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用工荒”的持续蔓延实际暗藏了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矛盾。毕京福坦言,如何进一步落实强化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福利保障,一直是他们重点调研的课题。
“解决了农民工的工资问题后,他们在城市的住房、夫妻团聚、子女入学、医疗保障等一系列问题,是否都能解决?”侯风云跟踪了解一些进城务工者的情况后发现,有越来越多的进城务工人员开始关注工作以外的东西。
“与在城市赚钱、回农村生活的父辈相比,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更渴望扎根城市而不只是做‘候鸟’。当他们在劳动力人口结构中的比例日益上升,其内心的期望必然会成为影响劳动力供求形势的重要因素。”侯风云认为,城市只有全面接纳外来务工人员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农民工,“用工荒”问题才能化解。
这其实也是田君的期望,虽然已经在这个城市打工10年、创业8年,但为了将孩子送进一家公办幼儿园,他正准备去交一年2000元的借读费。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