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体制招惹极端主义

　　欧盟体制招惹极端主义

　　陈伟信 香港国际问题研究所秘书长

　　4月下旬法国大选的第一轮投票，国民阵线代表玛丽娜·勒庞获得18%的选票，堪称该“极右”政团空前的胜利。假如把极左政团共推的代表梅朗雄那11%的选票计算在内，极端主义派别在此次第一轮选举中是最大的赢家，获得接近三成的选民支持。

　　放眼欧洲，极端主义及虚无主义的政党，渐渐在欧洲成为传统左右对决外的第三势力。除了法国的国民阵线外，主张荷语、法语区分离的比利时新佛兰达党，支援网上盗版及二次创作的德国盗版党，均在早前的选举中成为大赢家，德国盗版党更取代绿党，成为德国政坛的第三力量。同时，一向予人和平形象的北欧小国挪威，却走来了布雷维克这位极端主义者，而近月在法国及波兰等地，均有不同类型的恐怖袭击出现。诚如著名的投资者索罗斯所言，欧盟此刻正面临深刻的社会、经济及道德危机。

　　左翼强加的欧盟整合

　　虽然欧盟的官方论述并未触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但从欧洲整合的过程可见，欧盟并非一个意识形态中立的区域组织，而是在某特定时空下建构出来的政治实体。简言之，欧盟的官方论述背后，是一个“左翼的欧洲”。相对于英美哲学强调的个人主义及市场资本主义，欧陆哲学相信社团主义及社会民主制度。即使欧盟的奠基人莫内及舒曼是典型的法国民族主义者，希望以区域整合来制衡德国的崛起，他俩于欧洲政治整合及经济发展的立场亦是相信技术官僚多于个人。而带领欧洲走向一体化的前欧洲执委会主席德洛尔，更是一个典型的欧洲左派及社会民主经济体的拥趸。

　　因此，这个“左翼的欧洲”在欧洲整合的过程中，一方面希望以“四个自由流动”来鼓励个人与个人、区域与区域之间的联系，藉共同市场走出二战后的经济困局。另一方面，在这些自由之上却加了多层不同的限制，如设立社会宪章及严格的反垄断法等等，希望透过共同市场整合欧洲民众，以达至哲学家康德所指的“永久和平”。

　　亦因如此，欧洲的政经发展从本质上需要适应冷战结束后的新秩序。冷战结束不但是苏联作为超级大国的解体，更被解读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及英美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芝加哥学派及伦敦政经学院的政治经济学，透过冷战框架影响着欧洲大陆，特别是东欧及南欧地区，一方面令它们慢慢地由华沙集团走向华盛顿共识，另一方面也影响着它们对经济建设的理解：奉行放任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以第三产业及加工业作为经济支柱。即使传统的法德轴心，亦希望在全球金融市场分一杯羹。欧元区的设立，以及将欧洲央行设在法兰克福，正是德国控制欧洲金融制度的一个写照。

　　然而，毕竟欧陆哲学在本质上有别于英美哲学，对公共政策的执著亦不是一时三刻可以改变的事。因此，即使在经济制度上欧洲国家慢慢地与英美世界接轨，在社会制度及福利政策事宜上，却仍停留在经济左翼的概念上，即以高税率、高福利的政策来抵销“利伯维尔场（创作物直接从创作者传达到消费者）”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并且建立一个团结的社会。

　　“失范”与“强制分工”

　　经济制度改变了，社会及政治制度却原地踏步，结果形成结构功能主义者所言的“功能失效”的问题。借用社会学权威涂尔干的分析，造成社会分裂的原因有二，一是“失范”的出现，二是社会的强制分工，而两者正在当下的欧洲出现。

　　所谓的“失范”，涂尔干认为随着社会变得愈来愈复杂，个体与个体的接触虽然增加，但彼此的向心力却并没有随着交流的频繁有所质变，导致人们对社会上既有的道德认知、规范、价值等都被打破，再加上人口增多但资源不足的情况下，相互竞争亦减少了人们之间的互信，最终造成“失范”的情况。其次，涂尔干认为，在日益复杂的社会，社会分工是正常不过的现象，但假如当权者因一己之私，强加不合适的分工到不同的个体身上，个体的不满会推动他们冲击社会制度，直接造成社会撕裂。

　　套用在欧洲整合的道路上，共同市场的出现令欧洲各国的交流变得频繁，来自东欧地区的国民成为西欧地区廉价的生产力，直接冲击西欧各国的劳工市场；第一及第二产业的东移亦令整个工作机会减少，特别是青年一代受影响甚深，因而衍生排外的心态。东欧的国民也不好过，他们的生活直接受到西欧商品的冲击，原有的第一及第二产业因为质量落后于人而被淘汰，只能专注发展第三产业。同时，西方的游资流入亦令百物腾贵，影响他们既有的生活品质。

　　因此，“失范”及“强制分工”的情况覆盖整个欧洲大陆，埋下欧洲社会分裂的种子。同时，由于受制于欧元一体化，欧洲国家失去了债务及货币政策弹性。在以往经济光景好的时候，政府可透过发债支持庞大的公共开支，但到了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经济表现不足以支持债务，自然出现有如今天希腊及意大利的局面，加深彼此的社会矛盾。

　　更重要的是，正如涂尔干指出，现代社会的特色在于宗教及道德规范的重要性不断下降，国家、法制及个体的重要性不断上升。要解决社会分裂的问题，国家及法制的改革是重要的，但更须满足个体对于社会的要求。然而，欧洲的改革方向却与个体主义及民主制度背道而驰。尽管不少学者如克斯指出，相对于其他国际组织，欧盟的决策体制算是充满着民意的制衡，但“民主匮乏”却是欧洲社会对欧盟体制的普遍共识。在众多的欧盟体制架构中，欧洲人唯一有权选举的只有欧洲议会，但从传统欧洲政治文化视角，它却多被看作是对国内选举的中期检讨。

　　极端主义：对欧盟体制的“反动”

　　虽然《里斯本条约》赋予欧洲议会及欧洲市民更多的权力去挑战非民主的欧洲理事会，但《里斯本条约》本身只是以政府间协议通过的国际条约，市民并不能以对待国内宪法的形式处理《里斯本条约》。同时，3月时欧洲各国所确立的财政契约，更只是25国（英国、捷克除外）首脑集体谈判的结果，却要求加诸各国宪法之内，这亦是不民主的表现。当“欧洲公民”的身份仍不被普遍的欧洲人所接受，国家却要为照顾这些外人而削减对国民的福利开支，排外的、反欧盟的极端主义便成为他们“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

　　特别是今天欧洲的极端主义，反常地带有“政治右翼、经济左翼”的味道。以是次选举的赢家玛丽娜·勒庞的政纲为例，在人口政策上，她并没有如纳粹主义一样将人分等级，反之提出归化政策应从人力资源的角度出发，并应确定移民者符合法国核心价值后才可确立其国籍。这种“排外”意识形态在英国的保守党内亦有出现，如早前英国首相卡梅伦曾公开反对多元文化主义。在经济层面，相对于传统右派对利伯维尔场的坚持，极右的国民阵线却是反私有化、反经济自由主义、反紧缩的支持者，与极左势力的立场不谋而合：反对法国邮政私有化，认为会影响郊区对邮政服务的需求；反对利伯维尔场，特别是由世贸组织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倡的货币及货物自由主义，认为这正是法国被全世界“剥削”的主因。这种政治立场不但获得年轻人的青睐，更得到劳工阶层的支持，将不少新选票及传统左派选票挖走。早前英国《卫报》的选票分析显示，在法国传统的工业区、新移民区，国民阵线均有坚实的支持，可见极端主义对欧盟“政治偏左、经济偏右”体制的“反动”。

　　虽然在可见的将来，极端主义取得大多数选民支持的机会仍然相当渺茫，但欧洲社会已有所质变，特别是欧洲轴心之一的法国将可能在这次大选后变天，更是欧洲政策全面转型的第一步。事实上，为了得到极右选民的支持，两位候选人都充分显示其疑欧的立场，包括萨科齐威胁退出开放边境的《申根公约》，提倡欧盟订立贸易保护机制，如仿照“购买美国产品法”的“购买欧盟产品法”。左翼的奥朗德更早已与极左的梅朗雄合流，要求重新修订早前签下的财政条约，换来德国总理默克尔强烈的反响。在欧洲的集体“失范”及“强制分工”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欧洲或需经历一次很长的调整期，根本地重新定位欧洲在资本主义世界及社会民主经济中的角色，欧洲才可以解决现时面对的问题，重新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