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难民所里救助人员与被救助难民合影，二排左二为徐淑珍。
12月13日上午，冬日的阳光洒进济南市中区民族大街西侧一个略显陈旧的小院子里，在南屋坐着的老人慢慢张开浑浊的眼睛，看了几眼电视上正在播放的南京大屠杀首个国家公祭仪式的现场直播，随后她扭转头看向窗外陷入沉默。此时，电视中的少年正字字铿锵的地朗诵“三十余万，生灵涂炭，炼狱六周，哀哉国殇……”
她叫徐淑珍，95岁，是77年前那段惨烈历史中，现居济南的唯一见证者，也是难民救助者。
一家人逃难
拉贝收容所看门人给她一条生路
从民族大街中段一条小胡同往西走，有一个低矮小栅栏的院子就是徐淑珍家。走进南屋，灯光昏暗的屋内坐着一名老人，她满头银丝凌乱地散在脸颊。58岁的薛平南说，这就是母亲徐淑珍。他大声告诉母亲，有记者来采访，她才慢慢扭过头来面向记者。
老人皮肤白皙，但仍难掩时光凿下的痕迹，她的脸上分布着大大小小的老年斑，一条条深陷的皱纹。记者大声跟她打招呼，她微微笑着点了点头。
老人座椅边上就是床，床上堆着摊开的棉被。薛平南说，老人已95岁，精力大不如从前，每天几乎有20个小时躺着。徐淑珍动作迟缓地挪到床上，盖好棉被休息。
见老人体力不好，薛平南把记者带到另一间屋子，屋子的电视机正在播放南京大屠杀纪录片。他定定神看了一会儿后，从床垫下小心捧出一大堆文件，其中有不少老照片的复件。
“母亲家世很好，外祖父是辛亥革命志士，不过去世早。”他说，当年为了躲避日本人迫害，细脚伶仃的外祖母带着母亲、姨妈和两个舅舅逃难到德国人约翰·拉贝（John H. D. Rabe）在金陵大学附属中学开的难民收容所。“母亲后来说，其实他们是侥幸逃过一劫，因为当时收容所已人满为患，但到了门口，看门人见祖母裹着小脚带着四个小孩很不容易，才放给他们一条活路。”那年徐淑珍只有18岁，姐姐徐淑德20岁，两个舅舅只有十四五岁。
进了收容所后，因难民数量多，医务人员不够，略通医术的徐淑德成为照顾难民的的志愿者，而年纪略小的徐淑珍则帮着洗绷带，换换药。
一纸答复意见书
证明她是南京大屠杀的见证者
在薛平南的一堆珍贵文件中，有一个2013年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出具的《答复意见书》，其中写道：徐淑珍老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并无遭受日军伤害，不符合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必须亲身受害的原则，故可以认定徐淑珍老人为南京大屠杀的救助者、见证者，而非幸存者。
作为见证者的徐淑珍当年看到了什么？记者试图从老人日渐衰退的记忆里寻找一些蛛丝马迹。
“您还记得南京吗？”
“怎么不记得，那是我家。”
“还记得金陵中学吗，您年轻时是不是在那里待过？”
老人摇头。
随后薛平南拿着一张旧照片给老人看，徐淑珍差点没能认出自己。薛平南又指着其中一个叫马吉的外国人，老人再次摇头。薛平南说，早两年时候，母亲还能记起照片中一些人，这个叫马吉的人也认识，现在全都想不起来了，“母亲76岁时候得过脑血栓，加上年纪大，记性不行了。即便在她记性好的时候，她也很少提及年轻时经历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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