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家医院分区域负责器官捐献的协调工作，比如千佛山医院负责滨州、德州、莱芜和济南历下区四地的器官捐献协调。“我们一周要有三四天是漂在外面的。在这四个区域，大概有十多家医院，我们必须每周保证去这十几家医院至少两次，去给当地医院的重症监护科和神经外科两个重点科室的主任做工作，让他们时刻绷紧提醒临终患者捐献器官的弦儿。要知道主任们都很忙，手头不只这一样工作，所以我们必须时常出现在他们面前，让他们记起还有这样一件工作。”杨晓瑜坦言。
除了负责区域，还有大型三甲医院对口扶持的基层医院，也是协调员们主攻的方向。“我们协调成功的患者，大多是在基层医院，因为凡是转到省城医院来的，都是不愿放弃救治希望的，且有一定经济基础的。而在基层，车祸相对多一些，符合捐献条件的患者更多。所以我们必须经常走下去。”刘红说。
人体器官捐献有着一套严格的程序，战线无疑拉得很长，但病人如突然病危，又需要协调员们成为一名“机动兵”.同为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陈倩（化名）说，协调员的工作贯穿于捐献前中后。在患者捐献前，要进行动员沟通，确认患者要捐献，并告知捐献秉持无偿自愿、去世后捐献的原则，这一过程要全程录音、文字记录。而病人一旦病危，即使在夜半，协调员也要马上动身赶往目的地。“有一次下着雪，菏泽的一个病人病危，路很滑，当时我们晚上10点多出发的，走了四个多小时才到，回来就已是第二天下午。”陈倩回忆说，协调员也是整个捐献过程的见证者，在器官摘取手术时，需和医生一起进入手术室见证，并监督捐献人员遗体遗容的恢复和默哀仪式。
他们是捐献者亲属的贴心人
杨晓瑜坦言，其实对于协调员，捐献后的工作比患者捐献前的工作更多。“只要有捐献的案例，就说明我们正在面对一个生命的消逝，一个家庭的悲苦。虽然亲属已知道并接受患者病情危重、没有救治的希望和要离开的事实，但即使在完全靠机器和药物的维持下多感受一刻患者的体温和心脏的跳动，都会让他们觉得患者还在身边。当亲属做出捐献的决定，就意味着他们为了帮助别人、避免患者的器官功能在维持中衰竭，要放弃对患者的维持治疗。每次面对亲属那种两难选择，我们真的是既难过又被深深感动，那些家属真的很伟大。所以一个专职协调员的工作并不仅仅是动员和劝说，更多的是给予悲痛中的家庭以安慰和精神上的支持，站在捐献者家庭的角度，提供细心的帮助和服务，做捐献者家属的贴心人。“杨晓瑜说。
至今杨晓瑜还记得多年前的一个捐献者。那是一个17岁的东北女孩，来济打工多年，不知为何突然跳河自杀。她的年迈双亲千里迢迢从铁岭赶来，面对的却是女儿生命将要终止的现实。”当时他们在济南举目无亲，我要安排他们吃住，并给他们做协调工作。老人说，来之前在家里算了卦，说这个女儿终究是留不住的，所以不打算带回去了，同意了捐献。老人说话时，老泪纵横，我的心也非常痛。“
”女孩捐献完火化后，可能是当地的风俗，需要在凌晨4点，找一条自东向西流的大河，将女孩的骨灰挥洒进去。但那个点，老人又抱着骨灰，没有出租车愿意拉他们去。那天凌晨，我就开着车将他们拉到了黄河附近，和他们一起将女孩送走了。“至今想起，杨晓瑜还不胜唏嘘。
在患者捐献后，协调员还要负责料理遗体、遗体火化、在福寿园刻碑、每年通知家属缅怀等工作。这也让他们成为了捐献者家属的贴心人。现今，杨晓瑜还和一位12岁女童器官捐献者的家属保持着联系。”女孩家是日照的，后来失去孩子的母亲又生了二胎，是个男孩。他们将儿子的照片传给我看，我很替他们高兴。去年，我陪着他们一起去福寿园祭奠了女孩。“
从事协调员的工作，心理压力大、工作不分昼夜，很多协调员或多或少都打过退堂鼓，甚至有的协调员觉得撑不下去了，可最终还在坚持着。刘红的话也许道出了他们坚持的原因：”一边是死亡，一边是新生。当捐献工作结束时，亲属拉着我的手说谢谢时，当我想到又有患者因为我的努力而获得生的希望时，我觉得所有的辛苦付出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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