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对于选情来说是一个双刃剑，现任总统拥有很大行政权力，可以通过设置议程赢得民众好感，避免疫情成为减分项。然而特朗普此前只是出台旅行禁令，这无济于事。特朗普应该庆幸桑德斯、拜登或其他民主党参选人不是州长，否则通过比较将会立判高下。”刁大明说。
由于一度迟迟不出台联邦层面政策，急速传播的疫情在美国带来恐慌，不仅引发超市抢购风潮，还让全美面临停工停学的局面。这样一来，病毒不仅对特朗普的选民健康构成问题，而且构成经济问题，这会危及连任。
“特朗普总统的政治强项不再有效了，现在需要的是能让美国人安心，让人们看到，总统有能力控制局面，然而，特朗普恰恰无法向国人传达出这一感觉。”乔治城大学教授马克·罗姆（Mark Rom）表示。
疫情带来的次生灾害特别是无薪休假将会对特朗普的核心选民蓝领工人带来巨大生活负担，若特朗普不能保证他们免受疫情冲击，那么会打消这些人的投票积极性。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特朗普政府已经与众议院民主党人达成一项法案，允许提供免费病毒检测，并向许多受疫情影响的人提供带薪病假，这将一定程度上缓解中下层收入者压力。
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大选影响举足轻重，福特总统在1976年连任失败被指一定程度上受到应对猪流感事件不利的影响。1976年冬季，美国某军事基地暴发猪流感，引起人们对一场毁灭性大流行病的恐惧。时任总统福特宣布了一项全民免疫接种计划。到该年底，美国2亿左右人口中有4000万人接种新疫苗，但疾病大流行没发生，这导致政府公共卫生声誉受损，因为大规模疫苗接种成本高昂且疫苗本身还造成大约30人死亡。当年有些人将疫苗事件归咎于福特总统，他在那年竞选连任中输给卡特。
美国国家医学院前任院长哈维?芬伯格（Harvey Fineberg）在2009年甲流大爆发时反思1976年的决策时坦言，时任政治领导人希望做正确的事情，但缺乏技术知识。技术专家与决策者之间沟通关系重大，决策者和专家不能完全依赖某些半定量评判标准，例如通常、有时和可能。日常用语对追踪和调整流感暴发一类动态局势是不充分的。技术专家的责任是认真和精确思索已知和未知，准确描述不确定性，并在情况变化时随时加以调整，同时将信息传递给决策者。决策者和技术专家在面对大众时，都会遇到严重的交流困难，而大众的理解、支持和参与可能是关键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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