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下午，湖南醴陵市民林女士等3人在路过解放路一人行横道斑马线时，差点被一辆宝马车撞到，林女士因此与宝马车主发生口角。只见宝马车内下来两名男子，不由分说出手围殴林女士，致其腰椎体压缩性骨折(后经医院诊断)。宝马车上两个男子的野蛮行为引起了路过市民的愤怒，众人将宝马车团团围住，一些市民砸烂了宝马车挡风玻璃……解放路的交通为此中断了3个小时。
最近十几年，不论在什么地方，宝马、奔驰等所谓“豪车”肇事，总能引来全国关注的目光。其实，其中相当多的交通肇事和纠纷，起因普通，情节平常，但其所引起的社会效应巨大。如果那些“豪车”内的人态度蛮横、行为嚣张的话，还常常引起一些短时的、局部的小规模骚乱。
而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宝来、奔奔车主身上，最多也就是一起普通的交通肇事，或者是普通交通肇事叠加普通治安案件而已。这种社会认知的形成说明，人们已经把宝马和奔驰等当作一个符号，而这个符号所指，正是那些目空规则、行事凶蛮的“豪车”车主。
如果说符号还只是在“豪车”与某种凶悍的行为之间建立起关联的话，“符号化”则把所有“豪车”车主都“化”成了“潜伏”的凶蛮行为人。于是，只要“豪车”车主一出事，无疑就是另一个“潜伏”者身份的曝光。而早已被“化”了身份的车主，其行为也被“化”进了人们的认知模式。人们对“豪车”车主行为的反应，也由此逐步形成了模式。湖南醴陵的民众之于打人的宝马车主，不过是社会公众对“豪车”车主行为之反应的一个新例证而已。
在“符号化”前加“情绪化”也好，加“非理性”也罢，“符号化”却其来有自，形成有因。“豪车”车主凶悍的行为，很容易使人们以为“豪车”车主的财富，就是以如此凶悍的行为方式取得的。这就更在感官上加深了公众的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社会公众在“化”了“豪车”车主的同时，也从“无意识”逐步过渡到“有意识”，加深了社会阶层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就是“随机”出现在“豪车”出事现场的公众，一致砸宝马、毁奔驰的行为基础。
中国进入经济开放时代以来的几十年里，确有许多人因此而“发达”。有人因经济改革而致富，这本是经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再正常不过。如果一场经济改革过后，无人从中受益，那么，改革就无异瞎折腾。但是，在人人受益于改革的“帕累托”境界不存在的情况下，保持社会的流动性，保证损益群体和受益群体之间的流动渠道畅通，就是缓解社会不公平感，保证社会起码(机会)公平的制度化要件。
实际上，损益群体和受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其损益与受益，虽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却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当然，这种非一一对应关系，也极易泛化社会阶层间的对立意识。但是，由于受益群体的社会不公平感相对较弱，其“受益意识”也不就那么强烈。没有“受益意识”，自然没有“损益”与“受益”的比较，从而也就更不会有“回馈”社会、弥补损益群体的意识。
从哪个角度讲，能够买得起“豪车”的人，都是当下社会受益群体之一员。合法合规地受益，并没有错。但是，“豪车”车主整体缺乏“受益意识”，个别人遇事行为乖张，就把“豪车”阶层推向了大多数社会公众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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