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洋旁观了数日之后，网上被称为“蟹妈”的梅晓阳和她的丈夫“蟹爸”杨海鹏，通过微博和他们记述的“案情实录”在我眼里的轮廓越来越清晰，清晰得仿佛我已经认识了他们，惊叹他们被突然改变的生活居然在GOOGLE上有超过1，280，000条搜索结果，吸引14万粉丝，几天之内居然感染无数微博网友为其换掉头像，宛若一个网络传奇。
与之相对的是案情的稀松平常。据微博播报，“蟹妈”涉嫌受贿金额仅12万余元，其仅是上海园林设计系统的一名中层职员，此案成为公共话题道理何在？庭审现场偏僻，庭外却聚集着驾私家车赶来的旁听者，还有数十位远道而来的外地网友围在门外高喊“加油”。
被告人拒绝认罪，控辩双方对指控事实存有严重争议，法官拒绝辩方六位证人出庭，尽管细节有待澄清，纠结却日渐凸显，人们对程序正义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12万元的关注。正因为钱不多不少，事不大不小，“蟹妈案”才具有了代表同一类人群遭遇的符号价值，人们把对自己命运的关切投射到他们身上。
以“蟹妈”和“蟹爸”为代表的中产阶层，曾经认为自己完全自立，颇有尊严。他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状况，是因为而且仅仅因为自己的智商、才华和一点点机遇。但当冲击到来时，他们会马上发现自己的脆弱。
他们是热爱秩序的，甚至不惜为和谐做出妥协，遗憾的是法律的尊严并不因此而得到确立，他们的矜持与外界的赤裸、他们的温和与外界的决绝之间有太大的反差，居住就只能是寄居。人们之所以变坏，绝不是由于执政者行使权力或被治者习惯于服从，而是由于前者行使了被认为是非法的暴力和后者服从于他们认为是侵夺和压迫的强权。
他们是道德保守的，不主动作恶，因大善可能损小家而不为，因大恶可能杀灵魂而远避。但中间分子难免要排排坐、分果果。当恶如深渊忽然在面前裂开，他们心中的善就显得过于浅薄。当外界的压力不断升级，他们的自负随时可能超出实际负荷能力，原本以为可以依靠的法律，也未必可供安家。
在一起起类似事件中，看客如进入癌症病房探访的亲友，手里捧满鲜花，话里充满安慰，一腔子的潜台词只在转身后的一声叹息里。庆幸转瞬间就压倒了同情：好在躺在病床上的不是我。同时，依然不忘逞智评论几句：生活没规律是要得病的。然而，生活终会带我们到一个境况，让人们惊醒自问：为什么那个人不会是我？这时候，中产才有可能从关心自己的利益出发，介入对别人对公共事务的关心。与其说这是道德的觉醒，不如说他们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脆弱本质。在惨烈的遭遇战中，原本信奉个人至上的中产独行蟹们终于开始联合，而出于内心的联合才有韧性，他们才成为社会学意义上的中产阶级，而不只是国家机关眼中的一列个人所得税征缴数字。
中产的符号意义之外，外界同样关注“蟹爸”救妻的爱情故事。说到底，人们必须学习着去相信，“蟹妈”“蟹爸”并非不幸。当冲击来临，他们却面临一个机会，以一场显性的危机来度过自己潜在的中年精神危机，促使他们不计结果地拥抱爱、正义与美善，摆脱中产惯性生活轨道的下一站：成为龌龊中年男与麻木中年妇的可能，这也许正是那些中产围观者们内心深度羡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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