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理说，患者的安全感源自医生的高深医术和高尚医德，不安全感则来自于缝合的伤口中落下纱布、误切某个器官之类的医疗事故。警察进驻医院，即便他们“经验”再“丰富”，想来也无助于进步“患者的安全感”，其真正目标还是为了“加强宽大医务人员的安全感”。
客观而言，“医闹”现象的确存在，而且乱象纷生，甚至已呈现“职业医闹”。但看待“医闹”现象，不光要看其“闹”的一面，更要究问其为何“闹”。以笔者之见，“医闹”泛滥，重要缘于医疗纠纷解决过程中的两个短板——医疗鉴定程序复杂冗长而信任感流失和“公力接济”不力。
如果医疗纠纷的解决之道坦顺通畅，估计谁也不会去走“歪门邪道”。但是，通过事故鉴定进而诉讼索赔的过程太漫长，成本太高。比如，医疗鉴定环节程序复杂、过程冗长——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学会自受理鉴定之日起5日内通知医疗事故争议双方提交鉴定所需材料，当事人在10日内提交材料、书面陈述及答辩，医学会在45日内组织鉴定并出具鉴定书。拖拉的程序和冗长的时限自然会让患者一方“耗不起”。
再者，负责医疗鉴定的专家鉴定组附属于卫生系统，医院也附属于卫生系统，都是一家人，由“哥哥”鉴定“弟弟”是否犯了错，患者又怎么能信任结论的科学、公平呢？正是这样的信任危机，促使患者家属撇开正常的纠纷解决机制，走上“医闹”之路。
不走法律程序，而是依附私人力量解决纠纷，“医闹”的做法，是典范的“私力接济”。但是实践证明，不少医院在名誉压力下选择“私了”，患者的“战果”迅速而实惠。据广东省卫生厅统计，2006年上半年广东省200起医疗事件中，95%的患方试图通过捣乱医疗秩序达到赔偿目标，而最终有129起“医闹”成功。由此，“医闹”这种“私力接济”方法几乎成了一种“路径依附”，这也反衬出医患纠纷中“公力接济”不力的为难。比如单在法律实用层面，对医疗侵害毕竟是实用《民法通则》还是实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按照一般人身侵害赔偿，还是按照医疗事故赔偿，实践中就存在很大的争议，两者在赔偿标准上的宏大差别也往往导致“公力接济”时的看法混乱。
有鉴于此，即便沈阳各大医院对“经验丰富”的警察寄予厚望，但对以上这些体制性抵触，警察的进驻显然毫无助益，只能在“医闹”产生时，硬着头皮“保护秩序”，此举非但不会缓解“医闹”现象，反而会因“医闹”一方“想把事情闹大”的诉求而使“医闹”现象愈演愈烈。 (释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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