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一名5岁女童误吞一个3厘米长的弯针，被送至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治疗，第三天弯针自行从体内排出。当龙先生接女儿出院时，他发明医疗费高达3366元，清单上竟有217个检查项目，其中不乏梅毒、艾滋病、类风湿等。医院方面的回应称，由于小孩有做手术的可能，项目是为手术输血而筹备的，所做的检查均合乎规定。(据《新快报》6月7日)
做为普通大众，人们在情感上自然偏向于患者，因为与强盛而专业的医院相比，每个患者在信息和知识上都是弱势的；但回到理智的评价上时，不经仔细和权威的调查，又很难得出“医疗过度”的结论。尽管“医疗过度”问题一直被舆论批评，大处方及莫名其妙的检查已经让人对医院缺乏信任，但回到具体个案上还需就事论事。
消息中，女童父亲对于女儿是否需要做这么多检查不解，表现医生事先并没跟他说要检查这些项目，基本就没有经他批准。如果他所说属实，这位父亲的恼怒就非常可以懂得了，换作任何一个人，反应也大抵雷同。他的恼怒，与其说是对这些检查和费用不满，不如说是由于知情权被剥夺而起。
病人知情权早已成国际惯例和行业共鸣，并有相干法规和条例的规定。一个优良的医生，无论是出于“医者父母心”的道义良知，还是出于自身的职业素养，都毫无疑问地应当尊重病人的权利，让病人知情，用病人可以听懂的话语相告诉。就算女童情况危急，医院也应当将情况及风险告诉其父，帮他作决定。如果医生一味认为，病人如何治疗我说了算，那么，其表现就是“专业的狂妄”或是对患者权利的疏忽，即使这些做法是无意的，也无法回避人们的责问。
尽管医院方面的回应颇有些“专业”和“科学”的意味，但这并不表明这样的说明是无懈可击的。至少，大家已经听到有来自医学界的不同声音。比如对“检查项目严格按照医院规定来进行的，我们都是一个一个套餐来做的”的分辩时，中山一院一位专家就认为可以根据患者的个体情况适当增减项目；又如，对于孩子是否应当做艾滋病检查时，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就表现，“如果5岁的孩子有艾滋病等沾染病的密切接触史，检查就是应当的。如果不是，可能就会引起质疑。”
所谓医院的广泛规定并不天然表现它就是合理的，却可能合了医院的意。大而全的检查使医院获得了可观收入的同时，也省却了日后官司的麻烦，一旦有人质疑漏诊漏查时，院方就完整可以借详细的检查堵住责备者的嘴。而凭经验诊病减少检查项目，似乎也就不那么引起医院的兴趣了。这也是当下舆论对动辄机器伺候的大检查颇有微词的原因吧。女童误吞弯针事件是不是同样会掉进这个潜规矩的泥沼，人们睁着眼睛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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