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目标人群定位过窄，过火寻求硬件的豪华化。许多高级养老院的投资方不熟悉养老专业，目标人群定位于那些高收入、比较健康、养老观念前卫、子女开明的老年群体。实际上，这部分人群并不多，大家都想分这块蛋糕，难免呈现床位落空的现象。目前国人的养老需求尚处于较低层次，对于年纪超过70岁的老人来说，身材健康和精力充实是最重要的，豪华的硬件设施只是摆设，浪费投资。
三是收费标准和服务质量不尽如人意。眼下，养老机构范围小，很难形成范围效益，价格广泛较高，健康老人每月收费1500元左右，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每月收费2000—3000元，超出多数城市老人1000—1500元的退休收入。服务更是所有养老院的“软肋”。因为收入低、压力大、工作脏、社会地位低，稍有条件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不愿意从事护理老人的行当。能够蒙受这种工作的人素质偏低，大多护理员没有经过专业培训。
四是老人感到不自由。养老院里的集体生活减少了老人的独立性，比如作息时间相对固定，房间安排都是一个模式，老人缺乏隐私空间。
“高级养老院真正做得好的很少。”伊密说，国内的老年公寓贵在硬件，走廊扶手全是不锈钢材料，老年人手干，扶着打滑，冬天还感到冰冷。健身房里，运发动用的贵重专业健身器材，老人无力消受。类似的东西，既浪费资源又不实用。而国外养老院更重视软件，例如，走廊扶手都是塑料材质，形状扁平，带有凹槽，老人握得硬朗，桌椅也是塑料的，许多老人房间有自己养的花，墙上挂着家人合影，环境俭朴、整洁、温馨。相比之下，国内养老院更该修炼“内功”。
政府的重要义务是“兜底”，补贴养老的钱应优先用于中低收入人群
北京市老龄办曾做过一个大范围抽样调查，其中问到选择什么方法养老时，老年人的答复是，第一不给子女添累赘，第二给子女减轻累赘，6%的老人表现在生活不能自理时去住养老院。
“根据20多年工作经验，我认为真正能够下决心并住到养老院的老人，可能只有1%。” 伊密坦言，不少人认为社会化养老就是去养老院。到那儿后，老人们可以丢掉家务烦劳，一起吃，一块玩，活似一座乐园。事实上，在笃信“养儿防老”的传统文化环境下，没有人愿意住进度假村式的养老机构——那里“没有家的感到”。
“一些发达国家学者来华交换时，不断提示我们制定养老政策时，必定要充分考虑中国老年人的特点和国情，少走西方国家起初大建养老院而今又回归家庭、回归社区的弯路。”伊密强调，完善社区服务，兴建托老所、日间照顾中心等为老服务设施，使老年人不离开家也能得到全方位照顾，当是中国社会化养老的重要方向和前途。目前，北京市规定，居住人口在1万人以上的新建小区要建托老所。
“对于需要长期医疗帮助、想进养老院的失能老人，政府应制定严格的评估标准，只有经济艰苦家庭的老人才干入住公办养老机构。”伊密指出，政府的重要义务是“兜底”，补贴养老的钱应当优先用于中低收入人群，而且补贴应当分级。但现在情况是，一些有钱、有关系的人更易住进公办养老院，造成社会二次分配的不公。
伊密主意，公办养老院要把钱用在刀刃上，不接收健康老人，只收住经济艰苦的失能老人。公益性养老机构应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辅以社会赞助和民间资本投入，履行低价有偿服务；营利性养老机构就走市场化门路，政府出台一系列优惠扶持政策，发动社会力量投资养老机构，为高端老年群体供给服务。
全国老龄办副主任闫青春说，养老虽然是一种社会福利性事业，但不可能完整由政府包办。对于民间资本举办养老机构，政府应给予更多鼓励和扶持，发明平等竞争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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