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学副教授白平对阎崇年校注的《康熙顺天府志》一书所挑错误增加到690处，请求清史专家阎崇年兑现挑错奖金69万元。昨日记者获悉，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于5月6日正式受理此案后，实用简易程序，6月2日,原、被告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阎崇年本人没有到庭，在代理律师向法庭提交的《答辩状》中，阎先生否定自己曾发布过悬赏广告，认为白平是滥用诉权，法院应驳回他的诉讼恳求。白平在《争辩看法》中反驳说，阎崇年否定其发布悬赏广告的说法不能成立，应当依其公开声明履行任务。
阎崇年喊冤：
没有发布悬赏广告的动机
记者昨日拿到阎崇年《答辩状》的复印件，《答辩状》中称：《康熙顺天府志》一书涉及三万个断句，难免会呈现错误，所以他在后记中明白告诉读者自己第一次校勘后仍然发明许多错误，因此又请专家进行校勘。但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还企盼读者能给予指正。同时他称自己不可能、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布悬赏广告，向天下挑衅。而且，他从来没有委托任何媒体发布过悬赏广告。
至于为何冒出挑错给酬金的说法，阎崇年称只是他与《北京晨报》记者刘婷两人在聊天时的约定，只限于刘婷一人，并不是针对宽大读者的悬赏广告。2009年9月9日，北京4位媒体记者来阎先生家中喝茶聊天，谈起了他新近校注出版的《康熙顺天府志》一书，并给每位记者送了一本。记者刘婷说要挑错，阎先生当即表现欢迎,并问刘婷要多少酬金。刘婷开玩笑说给1000元吧。阎先生认为刘婷作为记者基本没有时间去读《康熙顺天府志》这样的历史文献，也就笑着答应了她的请求。后来4位记者在各自报纸上发稿，介绍《康熙顺天府志》一书从发明到出版的艰巨过程。阎先生看过报纸后，发明其他三家报纸的报道没有问题，但刘婷的报道不应当把他与刘婷两人的约定刊登在报上，容易造成曲解。本想请求予以更正，但考虑到不要影响刘婷本人，就采用了相安无事的态度，没有持续追究。没想到，时隔半年，任炳先生在未与阎先生确认的情况下，就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文章——《京城学界正气——赞阎崇年先生的英勇之举》，曲解阎先生的意思。更令人想不到的是，白平先生又被任先生的文章误导，没有核实出处和真伪，就对阎先生提起诉讼。
综上，阎先生认为自己是因为媒体报道的疏误，陷入了诉讼纠纷。白平先生仅根据媒体的失误报道就对阎先生提起诉讼，实属滥用诉讼权利的行动。故恳求法院依法驳回白平先生的全部诉讼恳求。
白平反驳：
愚弄大众,智商和懂得程度
记者在白平先生发来的《争辩看法》中看到他反驳说，《北京晨报》是北京有影响、负义务的大报，其在发布相干信息时会严格审查，故其发布的消息高度可信。阎崇年如果认为该报曲解了他的意思，在知悉相干情况后应当及时澄清事实。事实上，阎崇年读到悬赏纠错的消息后并未采用任何举动，2010年3月1日《北京日报》再次登载此事件时阎崇年仍未表现异议。白平先生多次试图接洽阎并委托律师发送《律师函》后，阎先生均不作回复。阎的一系列行动已足以使大众,对其悬赏行动的真实性产生强烈信任，悬赏广告是其真实意思表现。此时，因陷于诉讼，阎便打算将义务推辞给记者及其所在的媒体，无疑是诋毁全部消息界的行业信用，也是在愚弄大众,的智商和懂得程度。
白平指出，阎崇年并不诚实。各大媒体的宣传中都称《康熙顺天府志》是阎崇年40年学术研究的力作，而在其《答辩状》中，阎崇年明白承认自己校订只花了三年时间。2005年至2007年正是阎崇年商业运动最频繁的期间，基本没有足够时间完成校注。因此从书中语句、字词存在大批前后不一的现象可以推断，阎崇年极有可能将校注任务分包给他人完成。白平认为，他所挑错误皆为知识常识错误。阎崇年否定其发布悬赏广告的说法不能成立，他应当依法兑现嘉奖。白平在接收记者采访时说，在法庭上他盼望阎的委托代理人带个口信，他非常愿意与阎先生直接交换沟通解决此事。如果自己胜诉，他将把得到的奖金全部用于自己正在进行的一个科研项目——《先秦汉语词库》的专项补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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