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穷人”生活极端贫困,有人一日只吃两个面包,许多人以便宜的网吧为“家”,乃至露宿东京地铁站里或公园的长椅上。不久前曾有媒体报道:东京有一名26岁的临时工失业,开端在网吧过夜,后又在一家神社内故意纵火,然后报警自首。被捕搜身时,身上只有10日元。这一人群常常因心理障碍、性障碍,乃至走投无路而自杀。许多退休老人、临时工等低收入者,交纳不起医疗保险金,不断产生“新穷人”患病未经救治而逝世亡的事件。这种社会现象,在政治理念上和文艺创作上都获得了迅速的反应。
“新穷人”现象在政治和文艺上的迅速反应
在政治理念方面,表现在政党的生态产生了明显的变更。日本共产党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影响下,其发展走过波折的道路,并一度陷入了低潮。但是,一向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日共在新的形势下,关心“新贫困”问题的解决,有针对性地提出雇工的待遇和非正式雇工的合理保障请求。它指出大企业和政府义务的所在,旗帜鲜明地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保障人权和民主主义,保卫和平宪法,主意现阶段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推行民主改革,以“建设一个‘国民做主人公’的新日本”为奋斗目标。所以它获得了大众的拥戴和支撑,在政治上取得了重大的发展。近1年多来,每月平均约有1500人入党,其中多为年轻人。日共党员人数目前达到40多万,成为日本政坛上最大的政党之一。
在文艺创作方面,描写贫困和非正式雇用等“差别社会”问题的连环漫画、文学作品顿时风行起来。一位作家在谈到其风行的原因时说,目前社会存在贫富差别的现实很容易被人疏忽,但确实是很严重的问题,作家应有义务敏感地在自己作品中反应出来。不过,这类反应“差别社会”的作品,一般描写主人公身处困境,一味反思、内疚乃至自责,缺乏批评社会的精力。这样自然满足不了读者的精力寻求。所以,上世纪20年代末问世的,通过被剥削渔工的日常生活,来探求在黑暗的现实中取得解放的可能性的小说《蟹工船》便吸引了大批的读者。据说很多年轻人就是因为读了这本书而参加了日本共产党。日本媒体认为,《蟹工船》的火爆暗藏着从未有过的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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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年代翻译《蟹工船》
《蟹工船》在日本问世的翌年,即1930年,我国就出版了中译本,小林多喜二亲自为译本作序,称中国国民是“走同一条道路的中国同志”。中国文艺界先辈对《蟹工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鲁迅主编的《文艺研究》评介说:“日本普罗列塔利亚文学迄今最大的收获,谁都承认是这部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夏衍也称赞“《蟹工船》是一部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杰作”。但是,这部中译本出版不久,就遭到国民党当局以“普罗文艺”为由而密令查禁。
小林多喜二遇害后,以鲁迅为首的中国革命作家联名发表启事,高度评价了小林多喜二的巨大功劳。鲁迅先生还发了唁电。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先辈楼适夷先生重译了《蟹工船》,持续传播着小林多喜二的文学精力和中日两国文学交换的事业。但本人后来有幸成为《蟹工船》的译者,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时代造成的。那是在1972年,在全国只有《毛选》、《毛语录》、“八个样板戏”和唯一的小说《金光大道》那个“史无前例”的荒谬年代,我任职国民文学出版社,领导让我选几本可以公开出版的书,我便选了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为党生活的人》、《在外地主》和《沼尾村》。前三部作品的老译者都是著名翻译家,但被打成了“牛鬼蛇神”,领导认为他们的译作不宜采用,让我组织译者重译。于是由我重译《蟹工船》,卞立强重译《为党生活的人》,李芒重译《在外地主》,李德纯新译《沼尾村》。拙译《蟹工船》于小林多喜二诞辰70周年、遇害40周年的1973年出版,以纪念这位巨大的无产阶级作家。
今天,在日本和欧洲某些国家呈现重版《蟹工船》等无产阶级文学经典作品的现象之时,我国译林出版社重新出版拙译《蟹工船》,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叶渭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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