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史上,有两大权势不可避免地和皇权有着千丝万缕的接洽,甚至对皇权构成要挟,一是外戚,就是帝王的母族和妻族;一是宦官,就是服侍皇帝和皇帝大小老婆的太监。外戚干政有好的,如卫青,如霍去病;有坏的,如梁翼;甚至还有篡位的,如王莽和隋王朝的建立者文帝杨坚。宦官干政者颇多,最极端的当属人称“九千岁”的魏忠贤。总的来说,外戚和太监干政,甚至专政的时代,往往是一个王朝最动荡,最黑暗的时代。
外戚和宦官之所以能和皇权产生千丝万缕的接洽,并形成干政的局面,是由皇权的特点决定的。皇权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利,对人,尤其是对有可能得到它的人,有着宏大的吸引力。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话实用于百姓,实用于百官,但不实用于皇帝。对于皇帝,要挟最大的往往是父子兄弟。比如李世民,就干掉了他的太子哥哥和齐王兄弟;比如汉景帝,为了使汉武帝能够顺利称帝,就逼逝世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废太子刘荣;再比如康熙末年,九王夺嫡,腥风血雨,好不惨烈。所以,对于皇家,经常的情况是,父子兄弟就等于敌人,至少是潜在的敌人。皇帝之所以称为“孤家”,称为“寡人”,这是很基本的一个原因。
纵然拥有极其强盛的权利,皇帝毕竟也是人。而且,由于皇位继承人选择的局限性,皇帝往往并不是人中极品,而只是普通人,甚至有很多,还不如普通人。所以,皇帝也需要有自己的亲信,有自己的贴心小棉袄。既然这种人不能在父子兄弟中产生,那就只剩下三个渠道。
首先是官员,如和绅。以乾隆皇帝之贤明,不可能不知道和绅是一个大大的贪官。但有什么措施呢,和绅就是那么贴心,就是那么无人能够替代。所以乾隆老儿也就一眼睁,一眼闭,以致和珅闹腾得富可敌国。但是,这种情况,往往只在皇帝是明君的时候才会产生。而且即使是贤明的帝王,在大臣中发展真正的贴心人,发展真正的具有共同利益之逝世党的机会,也少之又少。这是因为,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就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以儒生为绝对主力的文官系统同时成为中国社会统治阶层的主流。儒家理论请求,皇帝必须“天下为公”,而文官系统,则要对皇帝“公事公办”,如果皇帝有失德之处,则要“文逝世谏”。所以,不管本身如何堕落,文官系统总是以制约皇权为己任。但是,因为皇帝拥有宏大的,几乎只在理论上可以受制约的权利,同时,大部分的皇帝又远非明君,所以,总是把私利置于公利之上,总想绕过文官系统,搞自己的“家天下”。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有一支自己的嫡系队伍。既然这支队伍由于儒家基础理论的制约,很难在文官系统中产生,那么,官员这个渠道便基础被堵逝世。
其次是外戚,也就是自己的娘家人。理论上,外戚是不可能对皇权构成要挟的。打断骨头连着筋,外戚或者起源于自己宠爱的某个妃子,或者起源于自己母亲的亲戚,基础上都算是自家人。出于保护自己既得利益方面的考虑,也会赞成自己搞“家天下”,也会对自己忠心耿耿。再者,外戚大多没有儒家思想的羁绊,不会有事没事就监督自己,搞什么“文逝世谏”。所以,外戚便经常成为第一考虑。如前面说的卫青,霍去病。但是,如果皇帝脆弱,外戚往往做大,进而对皇权构成要挟。甚至呈现理论范畴以外的事情,如前面所说的王莽和杨坚。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历史上有些皇帝,严格禁止外戚干政。
在上述两个群体都无法选择的情况下,就只剩下第三种选择---宦官。宦官,阉人也,从生物学的角度看,比外戚更安全,更不可能取皇帝而代之。再有,因职业习惯使然,太监对皇帝更加惟命是从,让皇帝更加舒服,更加威严。还有,太监更加没有儒家思想的羁绊。这样,有些太监便大权独揽,甚至翻江倒海。比如我们前面说的魏忠贤,作恶多端遗臭万年,虽名唤“忠贤”,实则既不“忠”,也不“贤”;再比如名扬古今指鹿为马的赵高,大秦天下多一半就是丧在他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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