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年捐过亿的亿万富豪并非个案。中国黄埔再生资源利用团体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累计捐款已经超过12亿元，帮助了60多万人。福耀玻璃股份公司董事长曹德旺于2009年2月12日发布捐出其所占“福耀玻璃”总股本50.08%中的70%股份，达7亿股；按福耀玻璃当日收盘价6.05元/股盘算，这部分股价市值达到40多亿元。
“好多富豪见到我都说应当捐，他们都很积极响应，但不能说出他们的名字，否则对他们压力太大。”王振耀乐呵呵地说。
慈善要有“善意的压力”
尽管有富豪的积极响应，但是不得不看到，当国外富豪的慈善捐款已成为年度惯例时，中国富豪的善举似乎仍在初级阶段，以至于当王振耀提出亿万富翁年捐100万元的社会义务底线时，还是引起了不小的争议，甚至有人认为这样的建议“基本就不现实”。
卓达团体总裁助理陈松表现，之所以呈现这种争议，是中西方不同的价值观导致的。在陈松看来，中西方对财富认识的观念是有差别的。在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价值观里，财富不属于自己，自己只是财富的发明者、管理者，但不是财富的拥有者，所以当他不能给予财富更大的发明或者有效管理时，就把财富还给社会，让更有效的人来管理；而中国的企业家认为财富是家产，是自己辛苦发明甚至是拿命换来的。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使得他更愿意把财富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长期拥有，甚至通过家族传承的方法，传给自己的后代。
而中国国民大学教授周孝正则把中国目前捐款的富人少的重要原因归结为对捐款的去向监控不够。捐款人不知钱物的去向，再加上时不时曝出“黑幕”，或者一些福利机构的腐败情况，这些都打击了捐款人的热情，这些都让大众,对目前捐款制度产生质疑。
对此观点，王振耀并不认同：“让捐赠者不满意，不是贪污的问题。因为有审计在监控，要害的问题是‘不会透明’，如果自己企业成立基金会，就能避免‘黑幕’的呈现。”
在王振耀看来，目前中国的富人捐款不普及，跟全部社会捐赠的大环境还不成熟有关，“重要是中国社会善意的压力太小。”王振耀重复强调，他反对用公共权利强迫性地逼迫富人进行捐款，而是需要社会上有“善意的压力”。
“善意的压力”，是王振耀在接收采访中一直不断重复“念叨”的词。他向记者举例：英国将每年的11月11日作为阵亡将士纪念日。这一天，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购置一朵罂粟纸花戴在胸前作为纪念。每朵花一英镑，募集的资金是给退伍老兵及阵亡将士的遗孀们的善款。
“这一天大家都自发地花一英镑去买罂粟纸花，如果你没有买来佩戴，就会感到不好意思。这就是善意的压力。”王振耀表现，目前他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正在研究“善意的压力”，这是他们很重要的工作。
“中国需要学习善意的压力，我们的舆论和全部气氛都要学习善意的压力。假如北京定了3月5日是慈善日，在这一天你出一元钱买一个产品，也就捐一块钱。一块钱，小孩也可以捐了。”王振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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