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文人,际遇多苦者多若星辰,而我却独怜蔡邕。
或许三国时代只属于好汉,不属于文人,所以,无论是正史的《三国志》还是文学作品的《三国演义》,关于蔡邕的文字是少之又少,远不如他的女儿蔡文姬。但是,就是那寥寥数语,就是那几行文字,蔡邕的鲜明形象已经被勾画出来,让人看到了一个血肉饱满、充满人性光辉的真文人。
蔡邕出自气节文人世家。其先祖蔡勋精研黄老之学,因拒绝在王莽新朝为官,举家归隐深山。其父蔡棱,亦有清白行,谥曰贞定公。所创蔡氏五弄(《游春》《渌水》《幽思》《坐愁》《秋思》)与三国魏末嵇康创作的《嵇氏四弄》(通说为《长清》《短青》《长侧》《短侧》)四首琴曲并称九弄。史载隋炀帝科举取士曾把弹奏“九弄”作为必选科目之一。蔡邕本人“少博学,好辞章……妙操音律,又善鼓琴,工书法、闲居玩古,不交当也……”
然而,面对董卓的强逼入仕,文人的气节又有何用?生命之与权势的较量,无异于鸡蛋与石头的碰撞。《三国演义》中是这样写的:董卓为相国,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威福莫比。李儒劝卓擢用名流,以收人望,因荐蔡邕之才。卓命征之,邕不赴。卓怒,使人谓邕曰:“如不来,当灭汝族!”邕惧,只得应命而至。一个读书人自己逝世节容易,但为了自己的名声,要殃及所有的族人,这就不能不让他的气节产活泼摇。况且董卓也没让蔡邕去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只是想拜他为官。若说这是文人气节对强权的让步,不能算错,但是,其中包含的人性的无奈又有谁能明白?世俗的祸根也就此深深埋下。
蔡邕对董卓的心理是极其抵触而复杂的,既有着古代文人拘泥于气节的无奈和局限,也散发着人性最基础的光华。董卓废天子杀大臣,行暴天下,仁义之士无不以杀之而后快,不要说蔡邕这样的名流,就是市井之人,也无不切齿仇恨,只是敢怒不敢言而已,蔡邕怎么会从心坎敬佩他?可是,董卓是真心的爱好蔡邕,史载“卓见邕大喜,一月三迁其宫,拜为侍中,甚见亲厚。”说他附庸风雅也好,借结交名士拉拢人心也罢,这一番知遇的恩德,蔡邕是打心眼里感谢的。当董卓被诛,底本就仇恨他的人不用说,就是那些本来依附他的人也立刻转向做了“墙头草”。人们的行动也不难懂得,董卓的所作所为没有让人同情的理由。只有蔡邕在董卓暴尸于市之时为董卓大哭,面对王允的怒叱,蔡邕凛然说:“邕虽不才,亦知大义,岂肯背国而向卓?只因一时知遇之感,不觉为之一哭。”这一番话,焉能不令人动容?做为一个人,仅仅是做为一个人,抛开一切世俗的、政治的利益关系,懂得感恩就是高尚的人,是值得我们尊重的人,人性的光辉也正在于此。
董卓既倒,王允上台,蔡邕入狱。我们无由责备王允的狭隘,对于政治上的敏感、世俗上的争议,任谁也难逃历史的宿命。王允也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大多数人一样,他不能懂得蔡邕,也不肯谅解蔡邕,要让蔡邕用生命为自己的行动负责。一位忠介耿直、孤绝遗世的艺术家就是这样的生不逢时,残暴的党同伐异、宠辱的重复无常,使他的人生充满了政治、家族、派系色彩的恩怨相报、抄斩厮杀的浓烈的悲剧色彩,就连最后的著述愿望也不得实现。他“乞鲸首刖足,续成汉史,不许。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遂逝世狱中。”连司马迂的荣幸也没有了,想象中他满腔的悲愤直可震陨满天的星斗。可叹的不是狱中冤逝世的六尺之躯,而是那永不为世见的焕发而饱和的文思和才情。
尤其值得同情的是世俗对其身后名誉的肆意污蔑,民间戏剧让蔡邕成了虐待赵五娘的负心郎,成了没有气节没有廉耻且虚伪奸诈的人物。陆放翁在诗里感叹道:斜阳古道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城争唱蔡中郎。是啊,让自己的名字在每一条街上被盲目标江湖艺人凌辱,蔡邕泉下有知,又怎能无恨?而每一个翻检历史的人,每读到这个不幸的名字,又怎能不感叹世俗对于是非的颠倒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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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怜蔡邕:人性光辉难敌世俗情愫
时间:2010-07-21 16:02来源:未知 www.yunhep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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