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似乎被压缩、打包起来，以便于快速运输”
“80后”作家：谁来解压缩
5年前，张悦然在上海书城签售自己的新书《誓鸟》时语出惊人：“我从来没把自己当成‘80后’。用年纪来给作家分类，不是件很可笑的事情吗？”她坦言自己对“80后”概念的反感，甚至声称自己应当告别“80后”。然而日前在复旦大学举办的“新世纪十年文学：现状与未来”国际研究会上，受邀出席的张悦然在应主持人请求作自我介绍时却绝口不提作品、奖项、教导背景，仅用“我是一位‘80后’作家”来概括自己，着实令人大跌眼镜。
这样的自白多少有些无奈，诚如张悦然的说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似乎被压缩、打包起来，以便于快速运输。无论乐意与否，‘80后’已经成为与我名字接洽最频繁的用法。”看样子，这位曾经断言5年后“80后”称谓将会消散的女作家，如今只好再花上5年，等候被解开压缩的那一天。
怎成新物种
回想起来，“80后”一代人的文学出场还真有那么点开天辟地的意味：年纪轻，话倒不少，写尽都市浮华与青春感伤，一反乡土中国的传统，文字上乱花渐欲迷人眼，市场上却总能掀起千层浪。同为“80后”的中国国民大学中文系博士杨庆祥坦言：“在学术上，我找不到适当的方法来解读他们的作品，我感到这是自己的失败，也是对自己所学专业的污蔑。”
也许正因这一代作家作品的标新立异与纷纷芜杂，人们无法从文学性上将其归类、定义，于是只留心到他们笔下的人物似乎都去星巴克喝咖啡，在哈根达斯吃雪糕，选择7-11方便店买便当；而他们自己，可能都用苹果电脑、莱卡相机，甚至开同一个牌子的跑车，便索性找到作家所共处的年纪段来概括这种共性。也难怪张悦然抱怨：“这些只是表面上的同质化，就像肯德基、麦当劳多得不足为奇，这类标签也就丧失了意义。”
错误在哪里
“‘80后’一代人似乎不存在‘群’的概念。虽然我被归为‘80后’，可我基本不知道我的错误在哪里。”说出这番话的时候，演讲台上的张悦然言语略带哽咽。她坦言自己爱慕台下苏童与余华并排坐着的密切无间，深受几位作家的影响，而在“80后”作家群体中，能够找到的交集越来越少，共同看过的书可能不超过5本。
中山大学中文系的谢有顺教授也认同“80后”内部存在着宏大的差别性。据他“爆料”，同为“80后”作家，同样接到此次研究会的邀请，有着“打工诗人”之称的郑小琼第一反应是冲到火车站买一张从广东到上海的站票，文笔轻灵情感细密的张悦然则直接询问主办方：“能不能让我住单人间？”而获得过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小说组奖的唐睿告诉记者，很想参加，又很想回避，很想见到偶像苏童和许子东等作家、学者，又很担心给他们留下恶劣印象。记者也发明，研究会上太长的演讲内容被计时铃声无情掐断的为难，一直让这位香港“80后”作家耿耿于怀。仅几位参与研究会的“80后”作家之间差别尚且如此，谢有顺指出还有更大的隔膜存在于他们与大时代下那些身为农民工、住着铁皮屋的“80后”之间。
个人难摆脱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存在的是‘我们’，而不是‘我’，不是‘我的作品’，也许还是我的作品写得不够好吧！”张悦然像是在自言自语。郑小琼发言前那个深深的鞠躬大抵饱含着她对文学的敬畏。她提到：“在这个马甲横飞的年代，穿上什么马甲不重要，马甲之下的文本本身才是值得关注的。”“80后”作家似乎想通过一己之力摆脱捆绑在这一代人身上的绳索。
不过，“打包”现象或许不怪这一代人，研究会上，多位专家、学者这么认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教授宋炳辉指出：“网络文学爆发的时候恰好是‘80后’作家开端写作之时，这层重合值得关注。”巴金研究会秘书长周立民揣测：“大抵是文学作品生产机制在新时代的转变在作怪，以读者为中心代替以作者为中心。”谢有顺则分析道：“如果以十年为一代，‘80后’的前5代作家重要是被期刊、评论家和文学史共同塑造而成的，而完成‘80后’作家出场的三股力量却变成了迥然不同的出版社、媒体和读者会晤会。”或许，“80后”共同背着的累赘毕竟需要时代来为他们解开。 本报见习记者 范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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