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以鬯口述
早报记者 石剑峰收拾 发自香港
10多年前回上海过一次，你说跟过去不同，也可以，你说跟过去很类似，也能说。我在南京路一样看到以前那么多的商场，只是店不同了。
我以前住在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爱丁堡路（今江苏路）那里，就是愚园路和大西路之间。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办了一个出版社，这个出版社就办在自己家里。10多年前回上海也看了下老家，我家以前住的处所现在变成学校了。
在念书的时候，我最爱好的处所就是上海国际饭店。1940年代我在上海办出版社的时候，凌晨我是上班，吃过中饭后就去国际饭店喝咖啡。那时候，上海和国内其他作家们都知道，我下午都在国际饭店喝咖啡。最后很多作家都去国际饭店直接找我。比如抗战的时候，有个出名的年轻作家姚雪垠，他就到国际饭店来见我。我很观赏姚雪垠的小说，我问他，“你在上海住哪里？”他说，就住在一间亭子间里，那个时候他连吃饭都成问题。我就帮他出书，还对他说，“你就住在我出版社里。”他就住在出版社书库里，也在里面写稿，和我们出版社的人一起吃饭。
我跟柯灵关系很密切。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就开端投稿，那个时候柯灵已经在编杂志副刊，我投稿给他。那个时候，柯灵最观赏我。那个时候我住胶州路196号，有一次他为了把稿费给我，特地跑到我家里来看我。我真是高兴不得了。我记得很明白，那天我们一起到静安寺喝咖啡。说起张爱玲，我经常去《西风》杂志投稿，好几次从门口看到一个女人，那人就是张爱玲。张爱玲在那个时候是给日本杂志写稿子呢，这个大家都不知道。
我在1940年代的时候，才20多岁，对中国新文学很有兴趣。上海的出版社当时出版的大部分是商业小说比如武侠小说，我想做的是纯文学出版社。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中国老作家都愿意把作品交给我。那个时候左翼作家都是写农村，我是上海出生、长大、读书和做工的，关于农村情况不懂得。看他们的农村小说也没什么爱好的感到，所以那个时候我爱好的都是现代派作家，比如穆时英、戴望舒他们。那个时候左翼农村小说差不多占据了中国新文学的90%，我怎么能够写农村小说？我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写上海霞飞路一个白俄妓女的故事，那时我才10多岁。我那时候也给施蛰存出过小说，戴望舒的稿子也是他转给我。他也住在愚园路，就住在我家后面。所以他有时候就走到我家把稿子给我。
我当时出版最多的是徐訏（的作品）。很多人叫他“徐于”，所以他干脆把偏旁也拿掉了写“徐于”，这样一来我很难办。我出版的小说都写“訏”，到最后人家还认为我弄错。那个时候他的书都是我出版的。我到香港后，我原打算把徐訏的书向海外出版，但我来到香港后发明很多事情和我想的不一样。
我离开大陆到香港后带的钱并不多，认为顶多在香港住几个星期。但形势产生了很大变更，打仗一路打到南方，我就在香港回不去了。最后，我当时拿的钱都用光了，身上只有一支笔和几张白纸，然后就写稿，生活就这么过下去了。那个时候香港的稿费是，1000字三四块港币。当时香港买一碗馄饨面都要三四毛。写2000字一篇的稿子，每天吃馄饨面也能过。所以，我就靠一支笔在香港活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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