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广州工作是唐宋自己保持的，他也不感到目前这种生活状态很委屈自己。“在大城市工作和在小处所就是不一样”，唐宋的直观感受就是，“在这里干出成绩，可以迅速被体现，反应会大。”
“宅”在小屋里时，唐宋也不总是在上网玩。他有自己的幻想和方向，“我最盼望自己能亲手带出一支学生篮球队来，但目前在民办学校，学校也明白表现暂时还没有资金组建。”
唐宋深信，如果这个幻想还有实现的盼望，那么在广州必定比在老家更能接近目标。
“我想给自己几年时间，等到30~35岁左右吧，如果还不能实现幻想，我就放弃回老家。”
回乡，意味着有父母的照顾和陪伴，也意味着能迅速摆脱这种群居生活，也许还意味着与“成家”更短的距离。但是在唐宋心目中，这一切都暂时比不上一个仍在远方的幻想。
教师一家：攒够钱回长沙
卢建东一家住在王晓军的楼上。其乐融融的一家三口是这座小楼的生活核心。每天下班后，小楼里的单身人士们都爱好到顶楼的卢家坐坐。
三口之家的房间是个小套间，夏天十分闷热，房东照顾他给了每个月650元的价格。这是一个让人爱慕的价格。
卢建东和妻子田树蓉都在小学任教，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不到6000元。但生活水准要比单身汉们高一点——至少有条件自己买菜做饭。
不过，家庭的生活成本也与日俱增。孩子要上幼儿园了，每个月600多元的费用。
田树蓉常常会想起自家在湖南益阳的1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对自己将来要回湖南老家这一点，田树蓉颇为明白。“攒够了钱，我们就会在长沙买房子。生活，还是在长沙更舒服。”
卢建东是70后，毕业后，他和妻子先后在长沙、东莞、广州等地任教，一直没有安定下来。“我们想趁着年轻多走些处所，为将来的生活早作筹备。”
卢建东居住着的这座小楼是附近著名的“教师楼”。整条巷子里，大部分房子都被隔成一个个二三十平方米的小房间，租给从各个方向赶来，从事各行各业的低收入的80后大学毕业生。街坊们乐于把房子租给大学生们，因为他们文明、安静，社会关系简略。
专家视点
这是中国
必须经历的阵痛
“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里，"80后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会是长期存在的现象。”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说，一个城市对居民生活的解决才能，要与其经济发展程度相和谐，而这个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只能一步一步来。
“我早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并且观察已久。”郑梓桢认为，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呈现比较明显的“80后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迹象。“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高校扩招潮，凸显了这个问题。”
“扩招使高级教导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大学毕业生本身的社会角色已产生了很大的变更。他们的前途不再如父辈般通畅。和父辈相比，同样是大学毕业生，但现在每个个体都感到自己的前途忽然变窄了，就业的机会少，合适的岗位少，通路少，而工资低了，住房价格却又升高。新一代的大学毕业生，往往看不到自己的发展前途，再也不是为发展而奋斗，而首先要为生存而奋斗。”
大学生就业将向下流动
在郑梓桢看来，如今的大学毕业生的定位早已被转变为“有知识有文化的普通劳动者”。“因为扩招，过去可能不能进入高校的青少年现在可以了。现在受高级教导的人多了，你的价值自然就产生了转变，要面对社会上各个阶层的角色，而不再是过去的优质就业机会。”
“这也是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自然产生的一种调节”，郑梓桢认为，大学生就业同样要有明白的市场竞争意识。“用市场行动来选择，你有才能，毕业后就去做公务员，不够就做老师，再不够就做工人。市场的选择是公平的，不接收也要接收，这是种客观的变更。”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