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以上因素,美国的经济学界对于该法的实际效用持猜忌态度。《华尔街日报》对43名经济学家进行调查后发明,仅有6%的受访经济学家认为法案将产生重大影响,58%的受访经济学家认为,法案只会略微下降另一场危机产生的可能性。
法案的基因有缺点
如果说上述问题都是金融改革法案的束缚力被弱化的具体成果和表现,那么美国国内和国际政治因素则可以看作是这种弱化过程的根源所在。那些直接推动立法过程的政治家们,包含民主党议员和奥巴马政府高层,他们眼睛盯着的是两件事:一是2010年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二是在新巴塞尔协议谈判和G20（20国团体）等国际平台上大国间缭绕全球金融治理的争辩和博弈。
正如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文章所说,民主党人试图在11月的中期选举前,营造一种政治语境,将自己塑造成花费者的保护神,而把共和党人描写为受华尔街权势雇佣的政治骗子。“人们广泛认为这个法案最大的创新,在于将成立一个清算机构（以应对未来的金融企业破产问题）……但是奥巴马和美国国会中的民主党人们一直高调庆祝的,却是按照法案将成立的一家花费者金融保护局。”
这种宣传策略所反应的,是民主党及奥巴马在面对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时的政治压力与日俱增。奥巴马上台以来带领着美国社会逐步靠向欧洲式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继去年的大范围经济接济计划之后,又相继推动国会通过医保法案和金融改革法案,此三项政策成果的共同特点是扩大政府对市场的调控、监管和干涉。
但是美国毕竟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大本营,大众对于“大政府”的厌恶和担心根深蒂固。美国主流舆论认为,在失业率高居不下的背景下,民主党把持的国会不去推动就业,而把重心放在了医保和金融监管这些限制美国竞争力的问题上,这与美国大众的现实急切需求相脱节。
据外媒报道,近期,民主党的民意支撑率仅为41%,低于共和党的45%,而大众对国会工作的总体满意率仅为21%,高达61%的受调查者认为美国走上了错误的方向。面对这样的民意格式,再加上华尔街游说权势巨额政治捐款所带来的压力,奥巴马和民主党也不敢在金融改革法案中走得太远,在后续的移民、能源和教导改革议程中也将很可能向中间立场回归。
在国际层面上,金融改革法案的基础目标,是在尽可能少地影响美国金融业国际竞争力的前提下,恢复全球市场对美国金融系统的基础信心。全球金融危机自美国肇始,但是其代价却重要由欧亚大陆上的各类经济体分担,这一事实既裸露出华尔街模式中存在的漏洞与资源配置低效,也裸露出全球“金融――经贸”系统中的失衡、不公与缺点。
于是过去三年间,全世界的政治界与知识界开端质疑“华盛顿共鸣”,质疑美元的主导地位,并进而对美国主导世界金融秩序的合法性也提出质疑。为了应对这种广泛的质疑,美国政府必须在制度和法律层面有所回应,但是归根结底还是要保护华尔街在全球经济循环中的特权地位。
正因为如此,尽管这个法律的最终杀伤力大打折扣,具体后果也甚为可疑,以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为首的政府官员们就已经迫不及待地站出来表态:新法符合20国团体在全球金融改革问题上的原则共鸣,并将为美国政府参与新巴塞尔协议中资本充分率的谈判供给有力的筹码。
一言以蔽之,美国金融改革法案这只老虎生下来就没有长牙,这是它的基因缺点所决定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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