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成钢：但是为什么老百姓把矛头指向地产商，这似乎在政府、地产商、老百姓之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的情况。
任志强：其实很容易就阐明白了。 第一个应当说是政府拿了最大的这一部分的利润，但不在于，我不认为政府拿最大利润是错，这个可能我和老百姓想法不一样，我认为它拿了最大利润的这一部分，只要没浪费了，用在了道路市政，公交，学校医院各种福利上，老百姓是还原了。
我们现在颁布的情况来看，政府拿了大概要50%到60%，高的部门，像北京的核心区的话，政府要从一万块钱拿走70%，拿走七千块钱，这个的比例确实很大，政府是第一受益者。但是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我感到最重要的是政府没有把应当承担的处所保障义务承担，它总想上市场去承担保证公平的问题，这是做不到的。
今天我们看看新的国十条，仍然是在试图用市场的措施，银行信贷的措施去调节公平，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从经济学上来说，市场必定是独立的，你想让市场去承担公平，要市场干吗呀。所以这个义务关系必定是对峙的。 从发达的国家看，大概20%到30%的租赁住房，我们现在全国算起来公租房只有8%、7%，这个比例显然我是不够的，所以就造成了高低之间的两头的抵触。 没人去说政府，因为它本来就不够那个标准，所以它必定要骂上头。这就是政府过度的承诺，过渡的承诺体现在比如说90、70，我盼望你多盖小房子，普通住房小户型，低价位，这就是想让在商品房里头政府不减少地价，而让开发商去承担够不着的那部分人的住房问题，这就是过渡承诺。
但是你像香港的法律上明白规定，如果你工作不满七年的话，你连申请政府的公租房的权利都没有。这法律呢？也就是说，你要满足必定的工作年限才行，但是我们现在承诺的成果就是我今天参加工作，恨不得今天我就应当有一个政府保障的房，或者今天我就可以卖得起商品房，这是完整不可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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