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
本文摘自《民国采访战——<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回忆录》，哈雷特阿班 著
我在广州的那些日子里，有种古怪的印象，觉得一切法理都荡然无存，全凭手中的武力说话。政变一场接一场，快得让人透不过气来。显赫的人物接踵逃往香港避难，经过密谈与妥协，又怡然归来，而一切忙乱尽是徒劳。从一开始，连我这种对中国事务一无所知的外国人，都能看出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正在酝酿中。而在上海，情况却截然相反，除了索克思外，凡与我交谈的人，都把广州的情况看成是一场玩笑。
“广东总是在搞叛乱。他们总在那儿瞎折腾，多少年了，老是那样。不过说实在的，成不了什么事。”
这是1926春上海对国民革命运动的估计。到了同年9月，被人嗤之以鼻的国民党人攻下了长沙、岳州、武昌和汉口。1927年春，他们拿下了南京和上海。到1928年6月，北京和整个中国北方都归他们统治了。
三年后，南京政府连续两年作出努力，要将我驱逐出境。那帮狂热的国民党人居然指责我“从抵达广州的第一天起便造谣中伤国民革命运动”。
为此，我一张张翻阅了日久发黄的成堆采访笔记，翻阅了《广州英文日报》和香港报纸上我的文章剪报，翻阅了我寄往香港、美国的新闻故事的复写纸，想知道自己究竟错了多少。
每个外国人，无论用心多么良好，总会犯下错误。但是，尽管我不会说本地话，看不懂本地文字，因而在采访时困难重重，尽管敌对的集团及其领袖人物观点迥异，尽管领袖人物个个都对事实讳莫如深，以至真伪难辨，我都坚信，广州发生的事情，是一场巨变的开端，必将成为我一生中采写的最大新闻故事之一。
抵达广州后不久，我就前往香港，把跨太平洋的回程船票打八折退了，那时离六个月的作废日期还很远。从那时起，我便认定“中国故事”是我产下的一只蛋。我已铁了心，要安坐在这只鸡蛋上，直到小鸡破壳而出。
若没有俄国帮助，国民党军队1926年从广东开始发动的北伐能否成功，令人怀疑。但中国最终却为这种帮助付出高昂代价，包括无数国人的生命、巨量的财产损失、连年的武装冲突，以及对各个外国政府的长期不信任，而这些国家的友谊和帮助却是中国急需的。
俄国人的卷入跟蒋介石无关。那是中国革命领导人孙逸仙医生留下的遗产。孙逸仙1925年在北京过世。他在世时，由于美国及自由欧洲各国拒绝向他施以援手，他只得转向莫斯科求助。有一阵子，他以为日本或许能成为中国的挚友，但看清了日本的野心及用意后，他的幻想破灭了。最后，不得已之下，他向华盛顿提出了一个秘密建议，若真被接受了，世界历史必将被改写。
这条消息，是我在广东那几个月里挖到的最大独家新闻。它先在费城的旧版《公共记录报》及波特兰的《俄勒冈人报》发表，却未在美国引起丝毫兴趣。消息传回广州后，随即引来充满敌意的否认，不久却又沉默了。原来，指责报道为“捏造”的官员们发现，孙中山的提议早已进了官方档案，分别存放在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和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里。
头一次接触这些秘密的国际动向，是从一个被排挤的广州官员那里听来的。此人待在香港，正牢骚满腹。他骂国民党的现任领导是“一群该死的中国赤党”，说到火冒三丈时，一时口快，提到孙中山已经对“跟俄国人的交易”感到后悔。根据这项交易，中国共产党人可以加入国民党。他说，孙中山已经请求美国出面挑头，组织武装干涉，从俄国人及日本人手中解救中国。
他警告：“不能引述我的话。不过，这都是事实，全在你们领事馆的档案里。问问詹金斯就知道了。”此人今天（1943年）还健在，我从未透露他的名字。
我找到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詹金斯，提出我的问题。他一听，惊呆了，绝口不提此事。于是，我把如何获得消息的过程详细告诉他，只是没提消息来源的名字。
最后他说：“我不能给你看文件，不过，如果你把听到的内容复述一遍，我可以告诉你哪些部分是真实的，并纠正错误部分。”以下是经过确证的故事：
一开始，孙中山便希望美国及英国承认他的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并援以资金及武备，助他以武力统一中国。但每次与两国打交道，都遭到断然拒绝。于是他转向俄国求助，马上得到响应。
到1923年年底，孙医生开始警觉了。经国民党内中国共产党员的推动，国民党被全力推向极左。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数百名中国籍毕业生，试图将中国的这场革命，融入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革命计划。孙中山由此感到，中国的未来地位和福祉，可能要服从莫斯科的反帝总体构想了。
适逢美国驻华公使雅各布古尔德舒尔曼（Jacob Gould Schurman）博士于1923年末访问广州。孙中山绝望之下，要求与他会面，并举行了秘密晤谈。孙中山要求舒尔曼博士请华盛顿出面，与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及其他较小的条约国沟通，看各国是否愿对中国作联合干预，为期五年。
孙中山提出，他可以发表正式倡议，邀请此项干预，并愿意尽余生之力，投身宣传工作，劝导中国人民与这场干预合作。
他预先对计划作了详尽设计，考虑了所有细节。他要求被请的国家联合出兵占据各省首府，并对铁路、河流、港口、电报实施军管。他要求美欧各国派出大量军事专家、铁路专家、金融专家、水利工程师、公共健康行政人员、教育专家及其他培训顾问，来华工作五年。他要求行政专家们不仅要帮助组建一个可运作的中央政府，还要在中国的十八个省组建高效的地方政府。
他的想法是，五年里，外国军事力量可帮助镇压军阀及土匪，中国便可在和平与秩序中真正获得生命。他提议，至保护期的第五年初，中国必须举行全国及各省的选举，然后将权利逐步移交给中国人民自己选出的领导人。
对这项提议，华盛顿并不热情，不过确实与欧洲的几个大国作了沟通。同样的，欧洲各国无一对此做过严肃考虑。一次大战结束时，各国曾在西伯利亚地区作过联合干预，遇到过极大的艰难险阻。显然，这使各国一听到类似的计划便胆寒。而且，即使政府有兴趣，当时的美国国会和英国议会看到任务如此庞大，也绝不可能批准。
在1923年，面对各国如此扶持中国的举动，日本最多只会发出无力的口头抗议。假如这一保护计划成功，“九一八事变”肯定不会发生。远东的历史，甚或世界的历史，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1925年1月，在死前两个月，孙中山再次作出同样的恳求，还是徒劳。
在1926年的时候，国际事务报道很难遇到此种级别的事件，而广东一地的情形，却随时随地都能制造出世界性的头条新闻来。外国人盘踞的沙面时刻受到威胁，美、英、法领事馆发出的“警告通知”直如家常便饭。每当收到警告，岛上的每个外国人都要收拾好一个小包，装着盥洗用品和换洗衣服，随时准备登上泊在沙面码头外的外国军舰逃生。
如果中国人在那个夏天攻入沙面，岛上驻军只会作有限抵抗，以争取时间，让非军事人员集体撤往军舰，然后驶往香港。必要时，要一边沿江而下，一边抵抗。至于美、英、法、意在远东的海军力量会不会逆水开上来，将攻入沙面的中国人轰出去，则是政治与海军事务上的一个机密，至今密不示人。
回顾这段历史，很清楚，广州的领袖人物们那时都在忙于抓权，确实想避免与任何外国势力发生冲突。但他们背后有两股力量，则努力把他们推向这种冲突。一股力量是苏联策划者，他们想在整个远东地区燃起熊熊烈焰，毁灭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另一股力量是香港的罢工工人。他们强大得危险，又无知得可怕，至今仍然激烈反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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