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_洪鹄 成都报道 摄影_严路
流沙河：我是一个失败者
流沙河
原名余勋坦，1931年生于四川成都金堂县（今青白江城厢镇）。幼习古文，后考入省立成都中学，转习新文学。1947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四川大学农化系。建国后，历任《川西农民报》编辑记者、四川文联创作员、《星星》诗刊编辑。1957年，因“草木篇”诗案被打成右派， 1979年平反。80年代写有诗作《理想》、《就是那只蟋蟀》。所编诗选《台湾诗人十二家》引起轰动，成为将台湾诗介绍至大陆的第一人。近年陆续出版新作《流沙河认字》、《文字侦探》。
门开了，八十岁的流沙河作了个绅士欠身的动作，眨眨眼睛，示意请进。印着暗色条纹的棉质衬衫，配齐整的西装短裤，老先生看上去精神、清爽、讲究。
流沙河很瘦，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像一条老豇豆悬摇在风里”。他讲一口地道的四川话，语速平缓，语调抑扬，仿佛一个天生的说书人，煞是好听。
这是八月下旬的一天，成都酷热。公寓里没有空调，一部小电扇从客厅一隅吃力地送着风。流沙河端坐在椅子上，衬衫纽扣全部系好，似乎对高温毫不觉察。说到激动处，他站起来，在客厅中来回地踱着步，开始背诵当年那些或叫他心醉，或叫他心碎的诗歌。
流沙河人生最剧烈的跌宕因诗而起。因为一组名为《草木篇》的小诗，流沙河成为全国最早的政治祭品，从此开始了22年的右派生涯。几个月后，反右正式开始。全国又有不可计数的人因为与《草木篇》莫须有的株连而被打为右派分子，相似的人生悲剧次第上演。
如今，即使在成都活跃的诗歌圈子里，年轻的诗人们对于流沙河的名字，也已然表现得陌生—起码，流露出了明显的隔膜。流沙河告诉记者，自1989年开始，他已有二十余年不曾写诗。
流沙河的80年人生中，真正写诗的时间其实相当短暂。“除却十几、二十岁出头时写的那些不成样子的诗，也就是1979年平反后，到1989年这十年间在写。”
1979年，流沙河作为最后一批摘帽子的右派，终获平反。重提诗笔，这一次，他勤恳、小心地写了十年。
1989年之后，流沙河决意封笔，不再写诗。他改作训诂，说文解字，乐在其中。
流沙河假设过，如果人生重来，他还会不会选择写诗—当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四川大学农化系，“功课门门好，非常好，要是在农化系用功学出来，说不定就是又一个袁隆平喽！”他用一口成都话笑着调侃，语带骄傲。
又假如，当年在那趟倒霉的火车上，没有手痒写那组《草木篇》，流沙河仍然作为一个诗人的人生，会否因此不同？
但他的结论是，不会。
这个夏日，窗外是密密匝匝的梧桐，时时传来巨大的蝉鸣。而那些蝉鸣停顿的瞬间，一切显得尤为安静。在这间静得仿佛能听见杯中水声的客厅里，流沙河的讲述越来越缓慢，他的川音逐渐不复初时的抑扬，取而代之的是完全的平静。
我们从来没有学过Chinglish
南都周刊：考川大的时候，你报了农化系。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志在从文？
流沙河：其实不是。我高中的时候成绩非常好，尤其化学好，所以报了农化系。但其实心理上早已经偏向文科了。我是16岁的时候读了鲁迅、茅盾、巴金他们以及苏联小说的，非常着迷，尤其是鲁迅。然后就立下了写作的志向，写诗，写杂文，发表在成都的报纸上。
报农化系，怎么说呢，因为成绩好，我比人家提前半年念大学的。那是1949年初，整个气氛都告诉你快要解放了。我那时候是热血青年，更是盼望得不得了。所以呢，这个农化系啊，这个川大，感觉都是临时的，是过渡时期的选择。当时我们想的是，等新政权一建立，赶紧去干想干的事情，去为它做贡献。川大我念了几个月就离校了，赶着去报社工作—我其实都不是个大学毕业生。
但是我们那个成都中学—当时叫四川省立成都中学，就是现在的成都二中，是非常好的，是当时的“四大名校”。高中之前我在金堂县，从县里考上来的。像我那样16岁发表诗文什么的啊，一点不稀奇。同学里头有才华的人很多，有人14岁就能写很好的诗。
南都周刊：人才辈出，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流沙河：自由，自由教育。当时的教育，和五十年代之后的教育，截然不同。
南都周刊：以当时的成都中学为例，具体来说它是怎么推行自由教育的？
流沙河：我记得校长有一年请叶青(微博)来学校讲话，叶青是谁呢，他是当时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结果我们学生一起抵制他，校长也无可奈何。老师更不管学生这些事。当时的老师，对于学生的什么操行等第啊，课堂纪律啊，一概不用操心。他只需要把书教好就是了。
那些老师啊，真好！非常有学问。上来没有多余的话，马上就开讲，语言准确，叙述清楚，相当吸引人，大家听得如饥似渴。那时候老师受学生的尊重程度，现在你们想也想不到。有一次我们班两个男生打架，校长和教务主任劝不开，只好叫来代数老师。那位代数老师是个老头子，气管炎厉害，穿的衣服也是破破烂烂，拿个教鞭就冲过来。结果两个男生一看到他就吓住了，动也不敢动了。你看看，校长、教务主任这些官员的威信，和老师不能比！现在还会是这样吗？
建国后我们的很多老师都去教大学了。比如我的英文老师何文锟，以前给美国人做翻译，一口美语那叫好听，给我们讲莎士比亚、讲小泉八云，教我们背爱伦坡和华兹华斯的诗。这些不是课外的内容，高中课本就是这样的，原汁原味，名家名作，我们从来没有学过Chinglish。
南都周刊：当时的语文和英语叫国文、英文，强调的不是语而是文吧。
流沙河：对的。我的小学和初中是在金堂县念的，当时初中课本里有白话文，我的老师说，不用它，我自己给你们讲。因为他觉得白话文不用教嘛，文言文才值得教。其实那个课本也是很好的，国民政府找了叶圣陶、顾颉刚这些大学者编的。那么我们的老师教我们什么呢？我们小学就学了《桃花源记》，当时我10岁多，就觉得，真美好啊，不用交税，没有战争，非常美好的一个社会。谁说小孩子不懂呢？最初的善、美的概念都是那个时候种下的。再比如我们念王维的边塞诗，那种雄浑壮美，就是最好的爱国教育嘛！爱国，是这样教的，哪里能够硬塞。
南都周刊：国文到了高中学什么？
流沙河：《庄子》、《孟子》、《荀子》，曾国藩的文章，桐城派的文章，全部要背诵。古文的第一要义就是背。哪怕你完全不懂，背上了也会终生受益。你会用一辈子来消化它，一辈子慢慢懂得它。背古文，能让一个人的内在气质发生质的改变，包括人格上的改变。
南都周刊：会形成什么样的人格？
流沙河：形成文化性的人格。能背上这些古文，就有了祖先的灵魂居住在你的头脑里，在观察事物的时候，祖先的灵魂会指导你。真假、美丑、善恶，都有了文化上的取舍。这就是最成功的国文教育啊，真正塑造人的灵魂。不像现在，教你组词，教你找错别字，完全技术化，与古人脱节，与灵魂脱节，违反教育的艺术性，违反文化性，完全失败。
南都周刊：你16岁对新文学产生兴趣，当时怎么看待鲁迅和胡适？
流沙河：我那时候喜欢读鲁迅，不喜欢胡适。喜欢鲁迅愤怒激烈，不喜欢胡适婆婆妈妈。当时的高中生，大部分和我一样。
南都周刊：这个认识后来有过改变吗？
流沙河：改变了，彻底改变了。四十年代后期，社会动荡不安，我们学生多次上街抗议国民政府。我后来想，如果鲁迅先生在，他会站在队伍后面说上“上去！”，而胡适会挡在队伍前面，说你们的要求啊，有合理性，但是大家要一步一步来，不是街上游行、喊喊口号就能实现的，你们更要从自身做起。胡适会这样说的。但是年轻人，他肯定愿意听鲁迅让大家去战斗的话。
只有一个人成熟了，知道生活的艰难，知道变化的艰难，知道维持一个正常社会的珍贵和不容易，尤其是如果他自己经历了那种可怕的疯狂—他才会懂得胡适说的话。鲁迅的方法，投合了人们心中暴戾愤怒的本能。而胡适开的药方，虽然一时也治不了中国的病，但从长远看来，一定需要他那一套，温和的、理性的、建立秩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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