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战士在武昌城下作进攻前的准备。 / 新华社 供图
北特约记者 赵妍 发自上海
在武汉生活了五十几年的作家方方，从来没想过武昌以前是不是有城。直到有一天，她在前辈石瑛家的后院，看到了武昌城残留下的一点城墙角。同行的历史专家冯天瑜说了句“这真的是老武昌城的城墙砖”，一瞬间触动了方方敏感的神经：原来武昌有城啊。
这感性的认识，激发了女作家对于武昌围城战争史的兴趣。从2006年开始动笔写作，到《武昌城》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段已经逐渐被遗忘的历史又一次展现在了当代读者面前。尽管小说是虚构的艺术，但小说中不少细节却取材于大量民间回忆录，颇有历史价值，这种写作也提供了一种有别于官方的独特视角，更融入了女性独有的细腻解读。
女作家的“细腻”战争史
“其实我从一开始写这部小说，是中篇的构想。我恐怕自己对历史氛围把握不好，对战争的场景描述不真，便没打算写长篇。”的确，历史战争题材并非方方的擅长领域。回顾她个人的作品，这位以诗人起家的女作家早先的作品如《大篷车上》、《十八岁进行曲》、《江那一岸》、《一唱三叹》、《行云流水》等，以描写青年人的生活和心理为主，后来的小说如《春天来到昙华林》则侧重于描写底层人物的生存景况，刻画卑琐丑陋的病态人生，剖析人性的弱点，探索生命的意义。
方方对于自己所在城市的历史追寻，开始于她近年来的作品《到庐山看老别墅》、《汉口的沧桑往事》和《汉口租借》的写作。通过对众多历史资料的考察，有关武昌的历史为女作家打开了眼界，也让她意识到有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已经被时光掩埋。
2006年，方方动了写《武昌城》的念头。在阅读了关于武昌战役的回忆录后，她开始动笔。当年10月，她写出了“围城”部分，将近八万字的中篇发表在了《钟山》杂志上，但由于篇幅太长，不便转载，受众面并不广。
“完成中篇《武昌城》即守城篇后，我哥哥看后很喜欢，觉得这个题材可以写成长篇。经他提示，我也觉得可以写成长篇。但是，是在原先的守城篇的基础上增加攻城的内容以及其他人物和情节呢，还是另起炉灶单独写攻城？考虑再三，我觉得保持原来攻城篇的完整性，另外写一部攻城的中篇。将同一事件，由两部独立但又有某种关联的中篇来表现，可能会更有意思。站在不同立场的人，会对同一事件有不同的认知和感受。读者也可以从许多角度来观察和体会这样的战争。”方方说。
到了2010年，方方再次进行了历史资料回顾，其中有“北伐战争”口述史，包括李宗仁、白崇禧、唐生智等亲历者的口述；当年登载在武汉和湖北的一些文史资料上的城内百姓回忆录；还有颇为珍贵的，是方方远在温哥华的同学艾路明提供的资料，艾路明的外祖父唐生智曾为北伐军第八军军长，进武昌城时为前线指挥官，艾路明还向方方提供了北伐军第四军十二师师长张发奎回忆录和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手下李洁之回忆录。随后，方方重新开始动笔写《武昌城》，为原来的“围城”续上了城内北洋军的“守城”故事。
如果说小说的“攻城”篇是革命军，尤其是叶挺独立团作为敢死队遭受重创的悲情故事，那么“守城”篇则反映了北洋军在“大势已去”时，摇摆于履行军人职责与怜悯城内饥饿百姓之间的痛苦和无奈。有别于其他一切有关宏大军事题材的书写，方方的《武昌城》采用了女作家特有的细腻情感表达和故事细节描绘，所有有关武昌围城的历史，在《武昌城》里成了一个个鲜活生命的经历和内心独白。
胜得沉痛且悲壮
故事开始于北伐军“一路风卷残云北上，胜仗连连”的喜悦氛围。
1926年7月4日，为完成总理孙中山的遗愿，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陈述其决定进行北伐推翻北洋政府的理由。此时的段祺瑞政府已经垮台，北洋政府控制在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手中。直系军阀吴佩孚占据两湖、河南三省和河北、陕西并控制京汉铁路。东南五省则为从直系分离出来并坐大的军阀孙传芳占据。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就职后率军在广州东校场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对当时的作战策略，蒋纬国总编著的《国民革命战史第二部：北伐统一》（第二卷）有如下记载：
革命军八个军的总兵力，共约十五万人，与军阀之兵力（七十五万）相差悬殊，武器及器材亦较北洋军阀之部队为差。惟革命军之士气高昂，训练较佳，纪律严明，故相同单位之战力，优于军阀部队。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基于当时之状况判断，在敌我兵力之优劣悬殊之态势下，必须采各个击灭之方案，而第一击目标之选定，在吴、孙、张三个军阀中，以先击灭吴佩孚部为有利。……
确立了这样的方针后，革命军首先向吴佩孚盘踞的湖南、湖北进军。在湖北境内的三大战役中，汀泗桥、贺胜桥两役革命军势如破竹，连连攻克敌军防守，而在《武昌城》一书中，作家并没有对汀泗桥、贺胜桥两役作正面描述，相反通过两个学生罗以南和梁克斯渴望追随北伐军的眼睛，看到了北洋军的颓败之势。但这种氛围在湖北境内最后一役武昌战役中消失殆尽，即便最终攻城胜利，但却胜得沉痛且悲壮。
“攻城篇”的故事里，独立团的牺牲成为了方方重点着墨的对象：独立团连以下的士兵，为了这个武昌城几乎全部死光。
郭沫若的愤怒与无奈
在《北伐战争（资料选编）》中，“叶挺同志参战报告”有这样的叙述：
九月五日独团奉命为攻城部队，以第一营为奋勇队，拟以竹梯攀登城垣，天未明全营迫近城下，受敌猛烈射击，加之以手榴弹及大炮之威力，不到二十分钟全营几为敌覆灭，第二营加上亦受大害，至天明乃不得不撤退。此役阵亡营长一员，连长三员,排长四员，士兵六十余人，伤连长一员，排长二员，士兵八十余人，损失步枪四十余支。现城尚未攻破，阵亡官兵均曝尸城下，无法收取，亦云惨矣。
另根据《北伐战争（资料选编）》“九月五日第二次进攻情形”中描述，第三十六营黄某报告称，他的第三营曾想爬上城去，但没有成功，因为城墙太高，梯子不够长，敌人的火力又猛，死伤许多人；陈师长报告其士兵死伤也众多，而北伐军总政治部顾问铁罗尼的翻译纪德甫也在此间阵亡。
相较于历史文献抽象的数据，这种“牺牲”在方方的笔下，具体化为一个个年轻的学生、护士、士兵的逝去。罗以南和梁克斯均为武昌城内文华大学的学生，主动也好，被动也罢，他们被卷入了武昌围城战役之中。梁克斯是独立团连长莫正奇的表弟，阴差阳错被选入敢死队攻城，尽管此前他从未上过战场、打过枪。攻城失败，梁克斯双腿折断却未死，藏身于城墙下。因为子弹太密，救护队无法前往，梁克斯等伤残士兵以及牺牲者的尸体成了后方众人的牵挂。胆小怯懦的罗以南也因牵挂朋友而展开了行动，他与连长莫正奇、救护队护士郭湘梅等人多次试图在夜幕之下营救士兵，一拨一拨的人因此牺牲。
不过，就死亡萦绕北伐军营之时，方方《武昌城》内描述了一幕格格不入的景象：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带着政治部的人敲锣打鼓、喜气洋洋而来。原来，有人在此期间假传消息。方方说，在“李洁之回忆录”中有对这一段历史细节的回忆：
独立团曾有五人一次攻上城头，但卒寡不敌众，全部战死。上午七点，第四军正在城下浴血奋战，陈可钰突然接到第二师刘峙送来的报告，说他的第六团长殷尔埃报告我军已攻入城内，请速援等等，陈立即派人率第三十五团增援第二师。又指示叶挺率队赶紧进城。叶挺急率第二营上前发现城上所见全是敌军，立即停下，却找不到地方掩护， 被敌军扫射，吃了大亏。陈闻讯，派人前去查询，方知是殷团所言非实。而是猜测。认为第四军这番倾力攻城，定可破城，乃吹嘘说第二师已经入城，以便掠取头功。叶挺为之非常生气。其痛失爱将曹渊，又在此损失诸多战士。叶说：第二师从广东出发到现在，他们未见过敌人，敌人也未见过他们。如此谎报军情，致造成本军损失，请军长陈可钰严厉追究。（资料为方方抄录）
“郭沫若回忆里也有这一段。”方方说，“他们听到武昌城攻下的消息，恐怕不确切，专门打电话到司令部去询问，结果回答是肯定的。于是他们才敲锣打鼓准备进城欢庆胜利。结果走到一半，遇到了抬着翻译纪德甫尸体的队伍。郭沫若后来获知是有人推测独立团如此会打仗，定能轻易攻下武昌城。为了抢功，谎报城已攻下。以致人们信以为真。郭沫若当时极愤怒。但也无奈。”
千真万确有个孟洋人
“我相信，无论革命军还是北洋军，投身行伍，有人是为了解决饥饿，有人是为了反抗压迫，有人是因为生性尚武，也有人就是无可奈何。但亦有人，为的是理想。这理想便是希望中国有个美好的未来，希望能投入自己的一己之力让国家和平安宁。他们的理想是相同的，只是选择不同结果也全然不同罢了。”在《武昌城》后记里，方方这样写道。
与北伐革命军有不同选择的，便是当时守城的北洋军。北洋陆军第八师师长刘玉春为当时武昌城防司令。借助坚固防御工事，北洋军坚守武昌城，《国民革命战史第二部：北伐统一》（第二卷）评价如下：
革命军围攻武昌城，吴守军借城墙构工防御，并用射击、烧夷、阻绝诸手段，使革命军攻城战斗，屡遭顿挫，坚守四十日，直至最后粮尽援绝，其一部始开城投降。守城部队对工事构筑、武器运用、火网编成以及各种防御手段之运用，均甚优越。
因多次进攻无法攻陷武昌城，且部队伤亡过重，革命军方面蒋中正亲自下达围城武昌的命令。由于当时城内尚有百姓，围城半个多月后，不仅北洋军“粮尽援绝”，城内百姓更是家家断炊，饿死病死者无数。更兼外有炸弹，不时落下，内有败兵日日抢劫。
方方在“守城篇”详细地描述了城内北洋军与百姓的悲惨生活。“像人们赶着剃学生头、三个学生的头被砍后挂在城里，军人倒卖军粮被严惩，北洋军人抢鞭炮店，顺手炸鞭时，人们都以为是打枪等等，都是真的。”
“在我看的回忆录里，在武昌城内伤害百姓的主要是溃逃时城内的杂牌军。刘玉春的队伍全力守城，似乎并未参与那些杀烧掳掠。”方方说。她的这一说法，与《国民革命战史第二部：北伐统一》（第二卷）对吴佩孚及其军队之评价相吻合，一度被认为是转向革命阵营最具条件之人物：
吴佩孚虽属北洋军阀，但其个人品性端方，志洁节坚，不与其他军阀同流。其军队纪律亦较严明，甚少扰民事件……
最终，北洋军第三师一贺姓团长密通城外北伐军，许以内应外合，开城投降。贺于十月九日晚打开宾阳门（另有说法为保安门），迎接革命军进城。围困四十天之久的武昌城在十月十日得以解围。守城司令刘玉春退守蛇山，负隅顽抗，最终也被活捉。另一守城官员湖北督军陈嘉谟亦在汉阳门混入百姓中准备出城时，被抓捕。
“其实，任何军队，即令是反动军队，也不是人人都是道德上的坏蛋。北洋军人也一定有着希望中国能强大起来的人。只是整个军队失去民心，逆历史潮流而行，所以才有着他们的失败。”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理念，《武昌城》里的北洋军刘玉春尽管逆时代潮流而为，却仍有着坚守军人价值信仰之形象：
马维甫挤到近旁，他看清了车上的刘玉春。五花大绑中，他低头闭眼，面无表情，这是马维甫熟悉的神态。这神态告诉了马维甫，刘玉春会接受自己的失败，但他不会认错。因为，他是军人，执行命令是他的天职。马维甫忽然觉得自己羞愧难当。
而小说中这位帮助贺姓团长密通城外，打开城门的北洋军马维甫最终选择了从宾阳门上一跃而下。尽管他拥有“此系开城有功之人”的批条，但他忍受不了北伐军背后的那句话：“不能收编他，谁知道哪天他又会叛变长官，出卖大家！”为了那份良心，开城投降的北洋军摧毁了自己全部的人格。
另一方面，在方方的小说里，两个看似独立的中篇“攻城”和“守城”，有几条线索隐隐相连，其中便有民间一直流传的“孟洋人”—围城期间，他冒死出城劝说北伐军停止放炮，以免伤害城内百姓。
我不希望看到数以百计的百姓死于你们的炮弹，也不愿意看到他们的家园毁于炮火。北伐军出征以为民请命，救民于水深火热为说辞，倘若这拯救，要以牺牲如此之多的平民百姓为代价，又有谁相信你的拯救？更有谁愿意你来拯救？中国古人说过，得民心者得天下。一旦有此屠戮行径，你们还会有民心吗？非但民心全失，还会遭到世界舆论的谴责，我相信他们不会无视这样的后果……
城内城外，同室操戈，为民说话的竟是个洋人。这个情节多少有些戏剧化，但方方说：“武昌文华大学千真万确有个孟洋人。但他縋城而出去说服北伐军不要放炮是民间传说。回忆录里也都有。但到底是否真有此事，我没有考证。但的确不止一个人的回忆中提到此事。或许武昌内城当时传说他去劝说北伐军不要放炮，传说还说，围城四十天里，只有孟洋人一个人是大摇大摆从武胜门进的城。”
无论是国民党方面所编著的《国民革命战史第二部：北伐统一》，还是中央档案馆所编之《北伐战争（资料选辑）》均未提及有“孟洋人”此人，不过在谈到刘玉春时，《北伐战争（资料选辑）》中提及“刘玉春剃了胡子，请英国人保护”这一细节。
官方记载鲜见“围城”百姓痛苦
（泗桥战役烈士陵园纪念碑，上刻“北伐先锋”四字。）
无论是《国民革命战史第二部：北伐统一》还是《北伐战争（资料选辑）》，有关武昌围城的官方记载均只字未提城内百姓疾苦与饥饿，甚至为防止城内获得粮食，在北伐唐总指挥十月六日发出的公文中明文规定：在城墙附近的米铺，要由我们的防御军官强迫他们搬到后方；看守不要使人民秘密运米进城。
武昌战役结束不久之后，那座坚强防御的武昌城被拆毁，因为长官们嫌它碍事，要搞建设，所以拆了。武昌从此再无城。而有关武昌围城的历史，也随着城墙的消失而消失。方方在《武昌城》的后记里这样写道：
我曾经问过很多人，你知道武昌围城的事吗？回答仿佛统一过口径：不知道呀。有一天，我站在东大门，望着蛇山和长春观的屋顶，心想，你们是知道的。你们都亲眼见过那惨烈的场景，你们的身上甚至浸染过血迹。你们只是漠然。
“这并不是人们故意的遗忘，而是我们微妙的时代造成的，是复杂的历史造成的。”方方在采访中谈到了当下人们对于历史遗忘的现象，她这样说道，“因为北伐战争爆发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参加这场战争的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在武昌战役中，虽然叶挺的独立团牺牲了许多人，他们中相当多的人都是共产党员，但毕竟武昌战役的总指挥还是国民党军官。鉴于政治的敏感性，便没什么人提及。历史学家也没有更深入地研究，或许有研究，但普通民众却无从知道。因为这样，大多百姓不知此事，也就很自然了。”
“现在开放了，历史观与过去比，也有了极大的改变。我们可以更客观地看待历史，也可以更加理性地看待历史行进中发生过的事情。有这样的现实背景存在，我也才可能把这段旧事提上来，让人们知道。从这个意义上说，时代进步真是太大了。”方方说。
在《武昌城》的故事之后，方方制作了一个有关北伐战争的附录，其中一张长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武昌战役部分阵亡者名单”触目惊心。
“我想寻找更多的细节，于是在网上查找资料。突然在中国黄埔军校网上发现这样一份名单。”方方说，“这名单看得我心惊。那么多人死在了武昌城下。而且他们都那样年轻。甚至他们最后的埋葬都不可能单独掩埋，而是一群人埋在一起，他们的墓在大东门对面的洪山上，现在还在。”
“难道看了这样一份名单，你不觉得震惊吗？”方方反问，“他们这样惨烈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估计在当时，都几乎没什么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也是这份名单促使我一定要把武昌战役写出来，让人们知道，有那样多的人就死在我们现在最繁华的市区，死在我们熟悉的地方。我们应该永远纪念他们。”
事实上，武昌战役并非中国近代史上唯一的围城之战，武昌围城之痛也非唯一之痛。但历史的种种原因，导致如今大多数有关这种伤痛的记忆、有关一个个鲜活生命的逝去均化为了一串串冰冷的数据—它们是有关敌人的死亡数据、有关普通士兵的死亡数据，普通的百姓，甚至连数据也少有记载。它们并非作为一个个生命而存在于历史之间。而女作家的这种感性之问，又能唤起多少人的悲悯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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