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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记校园“一边倒”
解放初，在特定的政治社会条件下，人们提出“一边倒”，也就是倒向“老大哥”苏联一边的意思。
那时候，我们学习苏联，以为凡是苏联的东西，都是好的。例如在广州，新建的办公大楼、职工宿舍，多半会学习苏式建筑的样子，弄得方方正正，黑黑灰灰，窗户狭窄，活像是巨型的火柴盒。至于岭南建筑那种通透明亮的风格，则没人问津了。
那时的中学生，从未见过苏联人，对苏联也没有多少认识，只知道苏联电影和美国电影大不相同。在解放前，我们到恩宁路金声戏院去看《出水芙蓉》之类的美国电影，当看到银幕上美女的大腿晃来晃去，而穿着比尼基泳衣的艳星爱斯德威廉丝，在水中和俊男接吻，我们这些情窦初开的青少年便心惊肉跳。到解放后，美国片完全绝迹，电影院放的都是苏联片。影片中虽有谈情说爱，却没有接吻镜头，大人们都放心地让青少年观看。从电影里，我们知道了莫斯科有红场，红场上有列宁墓：知道了克里姆林宫附近的屋顶，像是几个高矮不等的大小洋葱；又知道了苏联妇女，一到中年，个个发福，肥头大耳，腰圆膀粗，便以为苏联人心宽体胖，生活富足，营养过剩。
当然，我们也看到许多有关苏联卫国战争的影片，看到红军战士和德国法西斯浴血苦战，高喊着“乌啦”！高喊着“为了斯大林，前进！”跳出战壕，冒着炮火，冲向敌人，我们紧张得手心出汗，也都十分激动。平心而论，俄罗斯民族有很高的文化涵养，像托尔斯泰、普希金的作品，堪称是世界文学的经典。而电影《乡村女教师》、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确实让我们这一代人深为感动，受到了集体主义的教育。
那一阵，校园里流行的是苏联的歌曲。最初，传唱的是杜那耶夫斯基的《祖国进行曲》。当唱到“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唱到“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的时候，我们也真羡慕苏联有横跨欧亚的国土，觉得苏联很伟大，“一边倒”无可怀疑。
直到上世纪末，苏欧巨变后，我到黑龙江大学讲学交流，顺便到海参崴（俄语叫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征服东方”）参观访问。从绥芬河乘火车，到达原属我国盛产海参的城市，沿路看到广袤的“田野和森林”，我才领略苏联的国土为什么会“多么辽阔广大”，懂得所谓“自由呼吸”的涵义。在那里，中国痕迹泯灭殆尽，我只在海参崴“军事博物馆”的出口处，看到还有一张印有汉字的地图，仿佛记录着这块土地原来的归属。当然，在五十多年前，我们是怀着仰慕苏联的感情去唱《祖国进行曲》的。它的旋律，也确实优美动听，唱着唱着，感情也就倒向苏联一边了。
抗美援朝的战争打响，苏联卫国战争的歌曲更是流行了。我们唱《共青团员之歌》，唱到“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武器”时，便会热血沸腾，仿佛也上了火线。而唱得最多的是《喀秋莎》和《小路》，那“勇敢战斗保卫祖国，喀秋莎爱情佑护着他”，以及“我要沿着这条弯曲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的歌词，让我们这些处在青春期的学生，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发现原来战争可以和爱情挂钩！这时，嘴里唱的是“主旋律”，心里却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颤动。
直到今天，若是老一辈的人去唱卡拉O K，点唱《小路》、《莫斯科的晚上》之类苏联歌曲，尽管白发苍苍、嗓音喑哑，还会唱得如痴如醉、心旌动摇。我相信，浮现在他们心上的，未必是早已飘远的硝烟，恐怕更多是那稍带忧郁的旋律，和那缠绕着情丝别绪的词句，勾起了他们对青春和爱恋的美好回忆。
艺术的力量是神奇的，那一代年轻人接受“一边倒”的教育，就从接受苏联的文艺作品开始。
等到上了大学，我对教育领域的“一边倒”，领略更多了。
在中学六年，我们学外语，上的是英语课。可是，在大学，英语被取消了，外语课学的是俄语。本来，斯大林说过：语言没有阶级性。谁知道，那时实际上是把英语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大学生统统改为学俄语。于是，我们从俄语字母学起。俄语较难学，有些字母要喷着气流冲打舌尖，发出颤音，舌头儿粗的人，当然更不易掌握。一时间，在校园，在宿舍，像赶毛驴那样“嘚……”的颤音，响成一片。不过，有些学科，运用俄语的机会实在不多，尽管不少同学的考试成绩也获得优等，但很快便忘得精光。等到在上个世纪“大跃进”以后，我们和苏联逐渐闹翻，外语课也开始松动，学生可以任选英语或者俄语了。只是我们这批在解放初上学的大学生，成了学外语的夹生饭，成了教育上“一边倒”的牺牲品。到现在，我除了记得俄语中的几个单词，像“他哗哩殊”（同志）和“哈噜梳”（好）之类，其它则统统交回给老师。
大学一年级的政治课，学的是“联共（布）党史”，实际上讲的是苏联党内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斗争史。我们这群刚从中学里来的学生，对苏联的印象尚且模糊，哪能弄清椘苏联党内两条路线斗来斗去的情况？于是，教科书上怎样说，我们便怎样听，每到“课堂讨论”，或是照本宣科，或是信口胡柴。看来，苏联大一的学生要上这门课，我们大一的学生也就要上这门课。至于学了这门苏共内部的“相斫史”，对中国大学生有什么意义，不知当时教育部门有什么考虑。后来，我们自己也“相斫”起来，特别到“文革”时期，校园里盛行路线斗争，天天“斫”个不停，这不知是否受惠于学了《联共（布）党史》？
我在上大二时，教育部门推行“五时一贯制”。
本来，我们每天早上从八点钟开始，一般上四节课。午饭后午休，下午二时半才又上课。可是，据说苏联的大学，上课时间由上午九时开始，五节课连接着，一直上到下午三点。于是，我们也就“一边倒”，学习他们的“五时一贯制”。
在苏联，寒冷的日子居多，“五时一贯制”，减少出门，也许是合适的。而在广州，夏日炎炎，我们依样画瓢，师生们便惨了。一到中午，大家昏昏欲睡。那时课室既没有电风扇，更没有空调机，每上到第四节课，热气一蒸，同学们的眼皮便互相打架。不过，那时我们都被培养成“驯服工具”，从未怀疑过上头的决定。上头说“一边倒”，我们便“倒一边”，有些人还“倒”得很彻底，甚至在夏天也穿上时髦的乌克兰式服装：高领、大襟、束腰、长袖，以示向“老大哥”看齐。在这样的氛围中，既然上头说要学习苏联的“五时一贯制”，即使我们心里嘀咕，牙缝里却不敢说半个“不”字。那就耗着吧！“倒”成怎样便怎样吧！
“贯”了几周，日子实在难捱。中午十二点一过，肚子折腾还在其次，硬撑眼皮更让人苦不堪言。有一次，我们班里一位姓熊的大胖子，实在抵挡不住瞌睡虫的诱惑，竟在座位上打起鼾来。同学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授课老师便走到了老熊身边，拍醒了他。他睡眼惺忪，挣扎着坐好，也一脸尴尬。谁知老师转身回到教坛上，才讲了几句，那老熊鼾声又起。这一回，吼得更惊人，呜呜焉，吽吽焉，嘶嘶焉，活像雨后池塘响起的蛙鼓。同学都想笑，又不敢笑。老师没有办法，他也理解学生的“睏”难，只好特许老熊站着听课。当老熊站了起来，很不好意思地揉看“熊眼”时，课堂上的笑声，像火山一样爆发，同学们这才睡意全消。这样的学法，效果如何，可想而知。幸而校方也算明智，“五时一贯制”只推行过一个学期，不久又恢复了午休制度。
其实，苏联的教育体制，也有不少可资学习之处。它的教育思想，秉承老欧洲的传统，注重学科的系统性以及相互的关联性，注重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否则，苏联也不可能培养出大批优秀的科学家，把世界第一个人造卫星搞上天去，让美国佬既惊且妒。当然，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也不可避免地让其教育体制，弊陋丛生。
那时候，我们在教育体制上最重要的“一边倒”，是学习苏联大学生“毕业分配”的做法，这也是当时我们实施计划经济必然孳生的产物。说实在的，在解放初，年轻人对毕业分配是欢迎的，因为上了大学，意味着有了铁饭碗，不会出现解放前“毕业即失业”的狼狈，因而这被视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但是，当学生毕业时，被分配做什么工作？到什么地方工作？当事人是绝对没有选择余地的。如果不服从分配，那么，就意味着一辈子失业。
按照苏式计划经济的做法，每年的招生人数，是根据各部门四年后的需求人数，进行有计划的安排的，这叫做“一个萝卜一个坑”。问题是，计划是否订得准确？客观形势是否有变化？那就不得而知了。所以，所谓“计划”，不可能不是主政者的主观设定。而主观与客观、供与需的关系，实际上并不一致。结果，部分毕业生能够分配到和专业对口的工作，而许多人，则往往被乱点鸳鸯谱，随便安插。于是，人们只能各安天命，而对社会则造成了很大的人才浪费。
在上世纪的六十年代中，我们有一位生物系学生，毕业时，被分配到水产部门工作。起初，他颇为高兴，因为水产，毕竟和他学过的动物学有所联系，或可以研究鱼虾的养殖，不至于学非所用。谁知道，他到了水产部门，却被安排到其属下的供销机构；供销总部人员已满，便把他下放到供销社，又谁知这供销社主要是经营咸鱼的买卖。咸鱼曾经是生物，和这生物系的毕业生也沾上点边，于是，负责人便让他去卖咸鱼。类似这样的情况，所在多有，真令人哭笑不得。
日子过得飞快，五十年过去了。李商隐在《锦瑟》一诗中说：“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年一柱思华年”。当年，我们这一代，一面兴兴头头地“一边倒”，一面在心中又有说不清的滋味。有时，我们有所怀疑：有时，又反怀疑自己的怀疑。在这里，我无意评述“一边倒”的成败利钝，只想说，我们真像是李商隐诗所写的那样：“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题签：吴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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