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与安全研究所教授毛寿龙昨晚对南都记者分析，中国强镇扩权的探索自2006年浙江绍兴开始，在各地的探索之中，除了温州“镇级市”模式外，还有一种是“副县级镇”模式。比如安徽巢湖市将桐炀、柘皋、黄麓、槐林列为副县级镇。它与温州模式的区别在于，前者通过提高镇的行政级别来获得财权和事权，后者则不调整行政级别，将县市部分权力下放。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则认为，除了这两个模式外，还即将出现第三个模式：离县城比较近的乡镇变成该县的街道办事处。即它不再是一级政府，成为县的一个派出机构，从政府层级上就减少一级政府，也不需要再设人大、政协等班子。比如杭州市富阳市是一个县级市，辖内有21个乡镇和4个街道办，它计划将21个乡镇都变成街道办。
汪玉凯说，这几种模式有两个共同的基本特征：管理重心下移和增强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而实际上，这一轮强镇扩权与去年推进的省直管县在理念上是一致的，都是纵向权力结构的扁平化和权力中心的下移。
【中央肯定】今年13省试点发达镇的行政改革
但无论各地探索的模式差异，强镇扩权的思路至少获得中央的肯定。
直接的例子是，今年4月28日，中央编办召开关于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部署，将于今年展开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河北、山西、吉林、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四川、陕西等13个省的25个经济发达镇成为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地区。而改革的主要内容，依然是将权力下放到镇级政府。
汪玉凯认为，强镇扩权是否成功，将影响到未来中国城镇化的基本格局，也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能不能很好地结合到一起，以及城乡一体化这个大战略。
他说，中国2000多个县，4万多个乡镇，如果未来这两级的基础设施建设上的缺陷能够得到弥补，优质教育资源、优质医疗资源能够向下走的话，会对我们未来经济增长的格局产生很大影响。“以大城市经济圈，周边县为依托，全面开花，就会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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