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四五年间，年近50岁的四川籍农民工张喜洋逐渐开始形成新的春节习俗：他开始按照广州的习俗向年幼的孙子、孙女派发面额小一些的“利市”;在除夕夜，他会和家人前往花市逛街，而不是守在家里看电视;他还会用油炸的“油角”取代饺子，招待上门的客人。
眼下，定居在珠三角中心城市广州的张喜洋说，他已经不再愿意每年春节期间携带大量行李返回两千多公里外的农村老家，而是更愿意鼓动老家的亲戚来广州。与香港毗邻的广州是中国的第三大城市，被视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
“返乡路上人太多了，遭罪。城里更舒服，还可以让家人开开眼界，长长见识。”张喜洋说。张喜洋是中国30年来新增的数以亿计的新城镇人口中的一员，他们此前祖祖辈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就在今年1月中旬，中国国家统计局对外宣布：最新统计显示，大陆地区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也意味着中国在几千年文明史上，首次成为一个“城镇人口居多”的国家。
农业问题专家、中国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温思美说，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数量比一些大洲总人口还多的古老大国而言，这是她城镇化发展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标志性事件”，是“一个令人骄傲的大喜讯”。
“事实上，中国只用了30多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用了上百年才完成的进程，总的看来产生了很多积极效应。这也意味着中国要用30年的时间解决西方国家用上百年才解决的种种城镇化问题。形势之错综复杂、重大急迫，超出想象。”温思美说。
“在中国改革开放推进的工业化的过程中，源源不断涌入工业发展中的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是推动中国工业化快速发展、经济增长不断加速的最主要力量之一。”社会学专家、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前所长郑梓桢说说。
张喜洋就是这样在工业化进程中被“城镇化”的。1984年首次离开四川老家后，他先后在广东的佛山、深圳、广州等地打工。这位有着20多年工厂经历的老农民工说，自己既踩过缝纫机，也组装过电视和电脑，曾长时间租住工厂的宿舍。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结婚之后，他和妻子渐渐萌生了在珠三角城市定居的想法，并最终在广州郊区租住了一栋房屋，让一家五口人居住了下来。“城市里的学校和医院都比老家要好，能给孩子更好的成长空间。我们也觉得城市的生活更舒服一点。”张喜洋说。
在有关专家看来，城镇化在带来各种利好的同时，也正在对中国的经济、社会乃至行政管理带来严重的挑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形容说，这种负面影响“小到城市的物业管理，大到整个国家发展规划”，都难以避免。
长期研究流动人口问题的郑梓桢说，城镇化人口比重不断提升对经济增长“好坏参半”，这一进程再加上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双重影响，意味着流入城镇的农民工数量未来将趋向下滑，人口红利日渐消减，经济发展成本越来越高。
全球最大的生产外包型企业之一利丰有限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冯国伦说，由于就业人口总量不可能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中国整体工资水平未来五年将上涨80%，这意味许多“中国制造”的产品价格也将水涨船高。
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空间也会因不断发展的城镇化进程受到影响。同样是人口大省的山东省商务厅业务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吴英喜说，和过去30年相比，劳动密集型服装、制鞋、玩具等行业近年来遭遇的“用工荒”越来越突出，因为习惯了城市生活的“90后”农民工出现了“宁愿在城市富余，不愿在农村就业;宁愿在服务业拿低工资、不愿意在制造业挣加班费;宁愿在城市奋斗，不愿在农村享受”的特征。
“从我们调查的情况看，这种心态不是企业可以通过提高工资就可以解决的。这对这些企业的发展造成了挑战。”吴英喜说。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管理也面临着巨大的新压力。一些专家认为，去年一段时期以来，广东、浙江等经济大省和外来务工人员大省，外来人员与本地人之间的矛盾时有发生，就折射出当前中国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着城乡隔阂化解难题。
郑梓桢说，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意味着中国延续了上千年的熟人社会、血缘社会逐渐解体，与发达国家类似的“陌生人社会”在扩张，这将会给中国现有的城市和农村结构造成冲击，使得城乡社会形态、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都需要相应改变。
张喜洋说，尽管在广州定居多年，自己的孩子仍然难以和当地居民的孩子一样，享受较为低价和优质的公办教育。
郑梓桢说，从目前的有关政策看，当前中国政府正努力纠正在快速发展中积累下来是问题，并试图通过城镇化将中国的农村和城市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形成良性互动。“最主要的一条，是必须让农民能够享受到城镇化带来的好处，让社会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全社会”。
政府部门不断释放出来的善意信号，也给正处于城镇化进程中人们带来了期盼。张喜洋说，虽然在广东辗转了20多年，但在一系列扶持政策出台之前，他无法想象能有机会成为广州人。
“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早日取得广州户籍，成为一名真正的广州人。”张喜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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