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的江湖
欧美国家的院士，是科学界授予学术成就卓越、学术品格高尚的科学家的一个荣誉称号，和科学家的职务、研究经费、个人待遇并无牵涉。而中国的院士头衔却被庸俗化、功利化，院士头上除了光环，还包含着巨大的有形或无形的实际利益
本刊记者刘炎迅 (微博)
实习生董朝
对很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而言，院士就是一个金字招牌，谁都想挂一张在自家的大门上。
华裔美国科学院院士夫妇、旧金山加州大学的詹裕农和叶公杼教授对媒体表示，在美国，人们不会把院士头衔看得那么重，更不会因为你做了院士就容易申请到经费。但在中国，无论是科学界还是普通公众，都对院士评选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关注。
因为关注，所以难免纷争。其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案例是肖传国的故事，据警方讯问资料显示，曾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泌尿外科研究所所长的肖传国认为是方舟子持续举报，导致其不能入选院士，遂买凶伤人。这个极端的案例，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某些人对院士头衔的看重。当科学家的故事成为市井谈资的时候，人们越来越关心：院士江湖，几多风云？
争抢院士
学者一旦有了院士头衔，很快就会受到一些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争抢”，而一番争抢之后，他们则是身价倍增：百万薪酬、房屋安置以及充裕的科研经费等等，类似的故事在各地一再上演。
1991年，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杨叔子教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实现了该校院士“零的突破”。此后，有关部门立即关照该校：“你们千万不要让杨院士坐飞机，如果有什么闪失，岂不是又变成了零。”
如今，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副院长、当年杨叔子的助手陈思中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他就此事询问杨叔子是否属实。杨叔子说：“虽是江城著名笑谈，但我也的确有好几年不敢坐飞机。”
陈思中说：“从这个细节，不难看出华中理工大学是怎样地渴盼院士、重视院士了。”
到1999年底，该校培养、引进和加盟而来的两院院士人数达到10名，其院士人数紧排在清华、北大、浙大、南大、上海交大等名校之后。
陈思中曾发表文章，分析华中理工大学缘何如此之快地形成“院士群”，首先提出“院士效应”的概念。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经常跟杨叔子院士在一起，周济、樊明武(华科的老院士)他们的形象设计都是我做的。”与几位院士的贴身工作经历，让他更深刻的感受到“院士”的影响力。一群院士聚集在一起，就会有一个“榕树效应”。
“榕树是一树成林，一棵树它长起来以后，就在这个领域占领了制高点，占领了一个学科的地位，它的根系也可以成树。然后，如果有几棵榕树的话，在这片土地上就变成了森林。”陈思中说，彼此根系勾连，形成一个特殊气氛。
现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当时是华中科技大学校长。陈思中说，当时是2000年，周济刚刚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院士效应”这个概念，是他和一些院士、教授找到周济一起讨论，最后由周济定下来的。
潘垣199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是我国最早从事聚变研究的主要成员之一，也是我国磁约束聚变技术及大型脉冲电源技术的主要开拓者。为了引进潘垣院士，时任华中科技大学书记朱玉泉、校长周济等人四下合肥邀请。
陈思中回忆起一个细节，当他们发现潘院士的妻子患重病时，立即介绍武汉著名的同济医院帮助潘妻治病。
大批院士进来，“院士群”的形成，华中科技大学年科研经费大幅度增长，1999年已达1.598亿元。
陈思中说，当时水利水电系是在一个教研室的基础上建立的，原来每年的科研经费不到100万元。张勇传教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后，又引进了吴中如院士担任系主任，刘广润被学校聘为教授后新增为工程院士，几位院士的学科形成了水电、水机、工程一体化。一年来，科研经费上升到 800多万元，“211工程”项目又拨款1200万元。研究生由过去招7~8名，到1999年招60多位，2000年准备招博士、硕士研究生120人。
于院士个人而言，在这一次次的邀请中，他们个人因为“院士”的头衔，也获得了不菲的利益。当时，同在武汉的211工程大学武汉理工大学承诺，凡引进来的院士，都能获得每人100万元的科研经费、200平方米院士楼住房、50万元安家费。
类似的价码并非个案。特别是那些二三线城市的院校，为了提升学校等级，扩大招生，更是显示出巨大热情，位于江苏省北部的徐州师范大学，是一所二本院校，为了引进院士，开出的条件是：一套面积不少于200平方米的别墅，一次性安家费50万元，配工作车和生活保姆；配偶、子女可随调；科研费、科研条件可满足需要；年津贴20万元；可自带助手，助手从优享受本校相应的引进人才待遇，其他条件面议。
陈思中坦言：“现在科技发展很快的，高科技领域的东西，包括计算机，你说年轻人的思维跟院士比，你比不比得了？但是，在号召力、凝聚力、形成氛围方面，你们年轻人做不到。”
如今1900多位院士中，宁波籍的有95名，为了引进这些宁波老乡，当地政府在全国首创“院士董事长制”，曾一次就引进6名院士，其中5位在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开办工作室。
浙江本地媒体报道，中国工程院院士柴天佑在宁波设立工作室，和杰邦森磁业有限公司达成合作项目(额度30万元)；在自动化控制领域，与宁波多家本地企业开展合作。
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技术局吕局长对媒体说，这不是以往单纯的“院士挂名”，院士在高新区注册实体公司，全部按企业模式运作，院士得参股(股权必须占25%以上)，成为公司的董事长，工作室所在的技术团队必须控股。
而这些成了董事长的院士们，也不会长年驻留在宁波，他们就像候鸟一样，同时还会飞向其他地方，参与项目合作。
媒体曾这样写道：“中国工程院院士柴天佑来宁波的那天晚上，一辆银色商务车停在开元酒店门口，一身黑色呢子大衣的柴天佑走下车来。这次来宁波，是硬挤出的时间，第二天要回北京，后天到深圳开会??他在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注资设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此行是来开董事会的。”
“尽管院士大概一个月才来宁波一次，但并不影响他管理工作室。因为他和院士之间有个约定：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间，约有一刻钟的通话时候，汇报宁波工作室前一天的运作情况。”另一位院士葛昌纯的助理王凡这样对媒体说。
但还是有不少人在网上提出质疑，这样候鸟型院士有点像在走穴捞钱。不少二三线城市的院士多为双聘院士，只是在学校挂名，很少出现。如天津大学姚建铨院士，同时又被郑州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双聘。一人同时出现在这三个学校的院士名单中。
院士乱象
成为院士后，在各院校和地方的争夺下，很多院士成了走穴达人，开始腰包鼓起来，而一切也变得与以往不同起来。近年来曝光于网络和媒体的、和院士相关的乱相逐渐增多，令这一让人尊敬的头衔失色不少。
最新的一个案例就是段振豪。这位1959年8月出生的博士，事发前是中国科学院地球深部重点实验室主任。近期由于其发妻揭发二奶、三奶、师生不伦恋等丑闻而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与此同时，段博士的另一些问题也被曝光，经调查，发现段振豪虚报冒领差旅费，涉嫌贪污，中国科学院监察审计部门核实后已将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如果不是一次情感纠纷的曝光，段振豪很有可能在今年被增补为新科院士。那么，很难说他是否会在自己的院士生涯里，继续着自己虚报费用、生活不检点等行为。
除此之外，学术作风不端也是公众最关注的问题。早在2009年，“六教授联名投诉工程院院士刘兴土抄袭剽窃”一事闹得沸沸扬扬。
中科院院士朱清时曾对媒体说：“近20年来，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过度宽容，导致更多的人铤而走险，不劳而获。这种对学术造假恨不起来的糊涂思想严重影响了学术的健康发展，在这样的环境中，何谈创新?”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官院士的出现，让公众感到担忧，权力和学术的勾连，是否会让院士圈子变得更加不可捉摸呢？
5月25日，中国工程院发布2011年度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名单共485人，提名材料将公示一个月。名单公布后有人统计发现，工程管理学部44名候选人中，近半是央企高管和政府高官。
2000年，中国工程院成立了一个新的学部工程管理学部。2001年工程管理学部第一次增选院士，首次增选产生5位新院士，包括铁道部时任部长傅志寰；2003年增选时，工程管理学部产生54名有效候选人，其中汇集了34名高官和企业家，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农业部副部长万宝瑞等人均在其列；在2005年中国工程院公布的42名工程管理学部有效候选人的名单中，有29名官员和企业家。2007年，卫生部原副部长王陇德，国家林业局副局长李育材等进入工程院管理学部12名候选人名单。
82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两院院士潘家铮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时很多院士都质疑这个学部的院士全是高官和企业家”。
此外，院士和商业的结合，也引起一些研究者的警惕，2010年12月26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工程院院地合作座谈会上，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干勇院士说，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各地企业已建立超过600个“院士工作站”，院士与企业合作对推动科技与经济结合作用突出。
中国科学传播研究所一项新近的研究“中国科学传播报告(2011)”称，院士过度参与商业活动有利用“院士”头衔寻租的嫌疑，不利于良好的学术氛围的形成。研究以2009年南方某省都市报为例，该报全年共有18篇广告软文涉及中国两院院士。分析其主题，11篇院士软文是在卖药，4篇在卖食品，两篇在卖房子，还有1篇是教育类。在这些软文中，院士并非直接推荐产品，而是作为商品“科学性”的标签。
院士的光晕效应，在寻求科研经费上显得很重要，其中也存在问题。《南方周末》曾援引一位院士的话说：“有几位院士曾联名打报告，要求国家拨款40亿元，发展一个新项目。可结果发现，报告中的一些基本数据都算错了，其中一个关键技术指标算错了100倍，产量算错了60多倍。后来幸亏有人发现，才及时制止了这个错误。”
在2010年两院院士大会上，院士兼职问题就成为焦点。《中国青年报》称，世界著名数学大师丘成桐断言，取消院士到处收费兼职，中国的学术水平将提高一倍。
而媒体社会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61.5%的人认为院士兼职过多是“社会盲目崇拜、迷信专家名号所致”；49.0%的人认为是“一些地方政府、高校、企业争抢院士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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