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前8个月，中国财政收入74286.29亿元，同比增长30.9%，按此速度，即使未来4个月零增长，今年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也已成定局，远远超过年初制定的8 .9万亿、增长8%的目标。与此同时，关于中国宏观税负是否过高的讨论又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笔者注意到，针对近期围绕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国际排名是否第二的争论，一些专家通过媒体对此进行了质疑。在笔者看来，诸如福布斯杂志等关于税负痛苦指数的国际排名是否科学的讨论，根本没有学术价值，机构也好，杂志也好，搞一些排名，不管如何设置指标，都难免挂一漏万，有不科学之处，但不可否认，“税负痛苦指数”本身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意义，其一方面可以说明一个国家的总体税负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明一个国家财政支出有多少用于社会福利等民生领域。即便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的排名并不科学，也可以通过中国宏观税负的真实情况以及社会福利支出在整个财政支出中的情况，对民众感知的税负痛苦程度进行衡量。
在财政比较规范的欧美国家，对于宏观税负的计算本身没有多大争议，但在我国，由于政府收入的不规范，以及名目繁多的以费抵税等和制度外收入不公开、不透明的事实，中国的宏观税负一般有大中小三种算法，小口径的宏观税负是税收收入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中口径的宏观税负是财政收入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这里的财政收入是包括税收收入在内的预算内财政收入；大口径的宏观税负是政府全部收入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政府全部收入不仅包括预算内财政收入，还包括了预算外收入、社会保障基金收入以及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以各种名义向企业和个人收取的没有纳入预算内和预算外管理的制度外收入。很多学者和机构之所以在中国宏观税负的数字上打架，最根本的原因是大家计算的口径不一致。欧美国家政府除了税收和社会保险基金之外，几乎没有别的收入，因此，用欧美国家的标准来计算中国的宏观税负显然会少算政府收入，用少算政府收入的数字来进行国际比较，不仅没有意义，反而会闹笑话。
即使以2009年的数字为例，笔者看到社科院学者张斌将中国政府的全部收入分为财政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包括土地出让收入)、社会保险基金缴费收入、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预算外资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等，据此计算出2009年中国大口径的中国宏观税负为31.4%，但很显然，这种算法本身遗漏了政府的制度外收入、政府以各种名义收取的费用、政府收到的捐赠收入等，即使不考虑中国国有企业的真实利润状况以及与政府的关系，也意味着，以大口径计算的中国宏观税负远远高于31.4%的水平。而去年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2010》显示，2009年按全口径计算的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 D 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32.2%，这个数字，也没有计算政府制度外的收入，根据这两个数字，基本可以判定，中国的真实宏观税负至少应该在33%以上。而考虑到2010年财政收入增长21.3%，达到8.3万亿，土地出让金2.7万亿的事实，在G D P增长只有10.4%的情况下，意味着2010年中国宏观税负的总体水平至少比2009年高2个百分点，因此，2010年，中国宏观税负保守估计在35%以上。
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一般比较稳定，以学者张斌提供的数据为例，2007年，美、日、德、法宏观税负分别为27.9%、28.3%、36.0%、43.5%。国际上很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宏观税负远低于发达国家。1987年世界银行研究了一些国家的最佳宏观税负水平，结果也显示，低收入国家的最佳宏观税负水平为13%左右；中下等收入国家为20%左右；中上等收入国家为23%左右；高收入国家为30%左右。目前中国人均G D P为4000美元左右，即使按照中上收入国家计算，目前的宏观税负也远远超过了23%的水平。事实上，中国的宏观税负已经达到了高收入国家的水平。
更进一步，如果考察纳税人所享受的政府提供的公共品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和欧洲一些国家同样的税负，但税负痛苦指数却远远不同。我们看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政府支出绝大部分用于居民的社会保障，而中国政府支出中，行政管理费用所占比例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以2006年为例，我国政府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高达18.73%，而同期日本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是2.38%，英国为4.19%，韩国为5.06%，法国为6.5%，加拿大为7.1%，美国高一些，也只有9.9%。
再看福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在很多国家，社会福利支出是财政总支出中的最大项目，一般都在30%以上，德国更是高达71.49%。社会福利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越高，居民所缴纳的税收就越多地被用于居民，自然感觉税收负担轻。我国的财政支出中与社会福利相关的项目包括教育支出、医疗、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政策性补贴支出和教育费附加支出等，将这些项目全部相加属于宽口径的社会福利支出，在2005年只占财政总支出的26 .11%。即使这几年民生领域的投入增多，但增幅也远远跟不上财政收入高达30%的年增幅。也就是说，就财政支出而言，发达国家主要用于社会福利，而中国大量的钱用于行政管理费用，在教育、社会保障、医疗等民生领域财政资金供给严重不足。这就是在我国政府收入比例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相当的情况下，居民对于政府收入的感受远远不同于发达国家的主要原因。
因此，无论从大口径的宏观税负水平而言，还是财政收入的支出用于居民福利的比例而言，毫无疑问，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不会太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笔者看来，中国宏观总体税负水平已经远远超越了企业和居民可以承受的范围，远远超过了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税负的高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转型的最大制度阻力之一。是该下决心降低总体宏观税负，大幅度提高社会福利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了，否则，转变发展模式只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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