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母亲张焕枝、杨惠贤，两个女人、两位母亲，一位身在农村，一位身居城市，命运本无交集。但当儿子遇到不测时，她们走上了同一条为儿“伸冤”的路。
案情本身的对与错，归根结底，终须由司法作断，我们无从评判。但两位母亲的抉择，无疑是天下母爱的缩影。她们所遭遇的，或许也正是中国正在经历的阵痛。这就是为什么，她们的痛楚，会让我们痛。
两位母亲
永不回家的儿子
如发展中的很多中国城市一样，工程遍地的石家庄，天空灰蒙蒙的。一抹翠绿，点缀在城市的西边，那里是绵延的大山。我们到那里寻访另一位母亲，一位与杨惠贤有着同样心病的母亲。
她叫张焕枝。当汽车拐下平坦的公路，穿过一条藏在玉米地间的小路，张焕枝已经在村中那棵大槐树下等候了。她说，这是一棵300多年的树，“知道很多事”。
满目都是青纱帐，张焕枝想忘却忘不掉，“那时候，玉米就这么高”。
那是1994年9月23日，张焕枝的儿子在下班途中，突然被警察抓走，起因正是发生在附近玉米地的一起强奸杀人案。
从那以后，儿子再也没有回家。这是2011年9月20日，当年五十出头的张焕枝转眼已经67岁，而她的儿子，生命已经永远定格在20岁。1995年，他被执行枪决。
在这个不足1000人的山村———鹿泉市下聂庄，张焕枝看上去跟同龄的老太太并无任何不同，但她无从贪恋别人颐养天年的时光。
“儿子没了，老头偏瘫，种地家务都得我来干。”家里两亩田地，夏收小麦，秋收玉米，这是老两口一年的口粮。很多农活，已不适合这个年纪的老人操作。何况，这是一个每月要靠200块钱药物维持健康的老太太。
照片上的儿子，依旧是青涩的少年，穿一件蓝色背心，双腿跨在自行车上，腼腆地笑着。
那是17年前，儿子刚刚在工厂上班。一辆自行车在单位和家之间穿梭，生计的改善就如同下聂庄到石家庄市中心20公里的距离，近在咫尺。
但儿子的突然涉案彻底粉碎了这一梦想。1994年9月23日，他被石家庄市公安局郊区分局民警怀疑为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次年4月25日，河北省高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他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强奸妇女罪判处他有期徒刑十五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
尽管母亲一万个不相信那一切是真的，现实的生活中，却没有人愿意相信一个护犊者的话语。他们朴素地相信，法院判的，那能有假吗？
儿子被行刑的1995年冬天，父亲服下了一整瓶的降压药，想“一了百了”。长一双大脚的张焕枝把老头背到了医院，急救4天。次年，老头脑溢血，再无劳动能力。
张焕枝突然觉得，“怕是要认命”。上过初中的她再也没了读书看报的闲情，一天一天，把苦闷全部种到了地里。
日子一晃就是十年。
2005年4月，该案被曝“一案两凶”，落网逃犯王书金供认，此案系他所为。
张焕枝希望又起，她要为儿子洗脱冤屈。但时至今日，这位母亲奔波于河北省高院、河北省检察院、河北省公安厅之间6年有余，没有任何结果。
1787天噩梦
杨惠贤常常都不敢想，今天是怎么过来的，明天又会怎么样。甚至每天出门锁门时，她都会想，还能回来打开这扇门吗？
她不敢想，更想不出。
马上就要五年了，她不想让自己成为祥林嫂，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向每一个人重复。
经常孤零零地回到家里，59岁的人了，一下坐到冰冷的地板上，靠着床头，发呆。
窗帘紧闭，灯火熄灭，没有人知道她在家还是不在家。
不愿意出门的时候，半个月就这么过来了，从地板上起身，再坐到地板上。除了泪水与哭泣，她时常想不出怀念儿子的另一种方式。
到2011年9月21日，儿子已经整整从她的视野里消失了1787天。
那是2006年10月31日晚的一次意外“消失”，之后整整12天，与儿子相依为命的杨惠贤没有得到关于孩子的任何消息。当她突然得知儿子被抓进了保定市北市区刑警大队，心里竟是抑制不住的喜悦，“儿子还活着”。
11月12日，杨惠贤收到警方送来的拘留证，上面写着儿子“因抢劫罪予以拘留”。这位母亲笑了：这孩子胆小，抢劫是绝对不会干的。何况，他是做工程的，几百万上千万的工程，会去抢劫？她想，肯定是公安部门弄错了，调查清楚了，孩子自然就会回来。
持有同样想法的人并不只有杨惠贤。她的儿子后来告诉媒体记者，在接到检察院起诉书得知自己因入室抢劫获罪时，“我当时就高兴了：我怎么可能入室抢劫呢，一点边都不沾，这下该出去了。”
但他们完全错了，事情和料想的完全不一样。尽管在她及律师看来，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在这一入室抢劫案的事发时间里，杨惠贤的儿子正在石家庄处理一起交通事故。该案公诉人亦承认证据中有36处“瑕疵”，但仍请求法院予以重判。
2011年9月9日凌晨，杨惠贤又一次听到了儿子被当庭宣判有罪的消息。参与辩护的女律师，与她一起瘫坐地上相拥而泣。
这一个子夜，经过长达14个小时的审理，保定市北市区法院当庭宣判，以入室抢劫罪判处杨惠贤之子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20000元。这一判决结果和此前二审判决一致。
再往前推到2010年11月22日，河北省高院撤销了原来的三次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
目前，杨惠贤的儿子又一次提出上诉，上诉书上只有6个字：“我无罪，我上诉。”
杨惠贤不愿意将这些事讲给身边的人，但她必须为儿子伸冤，到保定，到石家庄，到北京。法院、检察院、政法委，只要是说理的地方，她一个一个地去，想方设法地往里混，混进去了，见了领导就扑通跪下，把事情的前前后后讲给对方听。
曾在单位担任书记职务的杨惠贤，开始变得像旧时的市井街妇，盼望着哪天可以碰到“青天大老爷”。
张焕枝、杨惠贤，两个女人、两位母亲，一位身在农村，一位身居城市，命运本无交集。但当儿子遇到不测时，她们走上了同一条为儿“伸冤”的路。
案情本身的对与错，归根结底，终须由司法作断，我们无从评判。但两位母亲的抉择，无疑是天下母爱的缩影。她们所遭遇的，或许也正是中国正在经历的阵痛。这就是为什么，她们的痛楚，会让我们痛。
命运交集
“咱们的案子一样”
张焕枝、杨惠贤两位母亲，同在石家庄的两个家庭，相距不到18公里。但两个人，常常只是从前来采访的记者口中，了解到彼此的案子详情。
直到有一天，她们相遇。
杨惠贤清楚地记得那一天，2009年9月21日。
在河北省公安厅，公安部派员在此接访，杨惠贤去递交申诉材料。
这时候，她背后传来一个妇女的声音：“《焦点访谈》等栏目都来过我家了，到现在也没解决。”
“我也想找《焦点访谈》啊。”杨惠贤一听，留了意，等这位妇女递完材料出门，上前和她搭话。
这位妇女就是张焕枝。
两位母亲第一次手拉着手哭泣，像是遇到了相见恨晚的知己。
杨惠贤邀请张焕枝住到自己家，好好聊聊。张焕枝摆了摆手，“我的车子(自行车)还在动物园门口放着呢。老头也偏瘫了，得回去照顾”。
张焕枝的身影一点点挪开，站在马路上等公交，然后远去。像是看到了自己，杨惠贤突然想哭。
再去探监时，儿子主动提及张焕枝的儿子，劝慰母亲：“妈妈，你知道他吗？跟他相比，我是幸运的，我还活着。”杨惠贤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
两年后，2011年9月21日，杨惠贤第一次来到张焕枝的家，两位母亲又一次手拉着手，泪水涟涟。
长久的哭泣之后，两人才坐下来交谈。两个女人这时才发现，她们其实一直都在一条线上奔波。
过去的时间里，她们曾经先后请过同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案件曾被省高院的同一个法官主管，吃过一模一样的闭门羹，甚至先后跪在某个领导面前。
“那真的是一个‘称职的法官’，不管什么时候，都把话说得滴水不漏。”杨惠贤话音未落，张焕枝就接茬，“是啊，天热了让我注意，天冷了让我注意。每次都跟我说，你儿子的案子，我们正在加紧办理，很快就有结果了，你回去等着。”
整整四年，这位法官每次都这么答复张焕枝，但张焕枝什么都没有等到。更多的时候，她连河北省高院的大门也无法进入。杨惠贤也一样。
有一次，河北省高院开门接访，对外说分管刑案的副院长会现场受理。杨惠贤早晨5点就去门口排队，排到了一号。但等她进了门扑通跪在地上，报出那位副院长的名字，“我就找他”。对方回答她，“他没来”。
随后她听说这位副院长不仅来了，而且答复另一位访民“中午11点过来找我”。杨惠贤便和这位访民一起等，结果等到下午两点也没见到人。再去问信访室的法官，对方说：“10点就走了！”
杨惠贤后来打听到，这位副院长的办公室在908房间，然后她在法院门卫处打了一法官的办公电话。对方听她是要来上交材料，便让门卫放行。“进了大院，我啥也不管，奔着908室就上去了。”
还是跟很多时候一样，杨惠贤进门就跪在地上，把事情的原委讲了一遍，请领导主持正义。
就这样，她连续闯了三次908室。但事情的结果终与她想象的不一样，她慢慢明白了。
“咱们的案子一样，他们要是给咱洗了冤，他们自己就要受牵连。”张焕枝说。
遇到的都是“软钉子”
“1787天”，杨惠贤清楚记得这期间的某一天，自己见到了儿子。她把这些日子一一记在本子上，不时拿出来看一看。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便一遍一遍地翻看儿子的案卷。现在，哪一句证言在哪一卷、哪一页，她基本都能记住。
她同样清楚地记得，自己已经去了92趟保定、8趟北京。至于与自家近在咫尺的河北省高院，早已不计算在内。但回头想一想，什么用也没有，遇到的都是“软钉子”，甚至还有人对她讲，“不要破坏游戏规则”。这让她纳闷，“你告诉我游戏规则是什么啊？”
至于本子上一一登记的100多封ESM，虽然寄出了，但至今没有任何回音，尽管从网上查询看到，不少都已被签收。
听着听着，张焕枝也一个劲地抹眼泪，“我也知道，找了也没用，但我不去找不甘心。”她的律师也劝，“你年纪大了，北京就不要来了，来了你一个人都见不到，又有什么用？”在此之前，张焕枝去了一二十次北京，但最高人民法院的大门始终不曾迈进。
杨惠贤的丈夫2003年患病去世，此后不足3年，儿子又遭此变故。虽然父母就在身边，但杨惠贤不愿意让80多岁的父母担心。离休的父母知道杨惠贤每月1400元的退休金不够花，便把两人的工资卡一并给了她。偶尔见面时，80多岁的父母告诉59岁的女儿，“以前我们不怕死，可现在特别怕死，哪天我们死了，你们娘俩怎么过？”说着说着，三个人便哭作一团。
中秋节那天，父母那边一遍一遍催她回去吃饭，她都推托家里有事，来了人，走不开。
这天真是有事，有一媒体记者恰好前来采访。快5年了，杨惠贤第一次捏了饺子。她说，这5年里，除非律师等来家里，赶上饭点做点饭，她没有炒过一道菜，家里全是方便面。
她对张焕枝说，大姐，我羡慕你还有两亩地，干农活的时候可以暂时忘掉一切。可张焕枝没有告诉她，当自己带着馒头去石家庄反映情况，坐公交车的途中就会望见那一片已被整饬为工程现场的玉米地，“每次路过那里，都要勾起心病”。
眼看中午了，在她们两周年重逢的9月21日，两位母亲决定一起做一顿饭，“三位记者碰巧来了，就跟孩子回来了一样，咱们一块给孩子们做顿饭”。她们说，这些年，天天盼着记者来，也不管他们写不写有用没用，只要来了，就说明还有人惦记着。
杨惠贤又说起了这些“孩子们”和她相约，等到儿子回来，如何如何。张焕枝拿过一沓名片说，“孩子们”也是这么说，等到沉冤昭雪的那一天，他们还过来，一块放爆竹。
两位母亲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仿佛这一天就在明天。
这两位母亲，张焕枝、杨惠贤，她们的儿子分别叫聂树斌和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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