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临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化问题，世博会承诺带来世界上最好的解决计划。是在国际化的路途中逐渐面目含混还是更加清楚凸显自己的作风，作为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还在寻找答案
文｜《小康》记者 张旭 上海报道
森佳尔·岳兹索伊(Sencar Ozsoy)说，“如果不是看到那么多中国人，我可能会问，这个城市的中国城在哪儿？”
穆罕默德·奥尔-布鲁徐(Mohammed Saeed Al-Blouchi)说，“最重要的事情是让全球化帮助我们，而不是在竭力奔向全球化的同时扔掉自己的文化。”
当被问及对上海的印象时，身为上海世博会土耳其馆总代表的岳兹索伊大使和卡塔尔馆馆长奥尔-布鲁徐表达了上面的想法。
在他们说话的这个处所成为世博园前，此处，以及与其共同组成“浦东”的一片区域，曾经在过去二十年间被视为“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据说在1990年代中期，浦东新区乃是世界上最大的建设项目，以至在这里工作的起重机几乎占到了全球总数的一半。在浦东建设的带动下，当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接近尾声时，上海已经拥有了比纽约多出一倍的高层楼宇，200余家跨国公司研发中心，以及仅来自美国就超过1200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
事实上，直到今天为止，空间与观念的变更仍在以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名义不间断地产生于这座城市。“现代化和全球化是好事，但城市不能因此丧失自己的特点。”岳兹索伊指着他在土耳其馆办公室里的一幅画说，“这是1910年的伊斯坦布尔，除了路上的马，今天伊斯坦布尔的老城区还保持着这个样子。”
上海，何为本土？
也许远不及今日伊斯坦布尔对历史的忠诚，不过与浦东新区隔江相陈的外滩景观，大约也能使人对一百年前的上海有所感知。
“外滩有匈牙利建筑师胡达克(Laszlo Ede Hudec)设计的国际饭店和大光明电影院，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他就住在上海”，这是上海世博会匈牙利馆副总代表李察德(Richard Mohr)的外滩印象。
“我爱好外滩建筑的那种历史感，我会因此想到我的祖父，他曾经在那里创办过一家公司”，对于丹麦前驻华大使白慕申(Christopher Bo Bramsen)来说，外滩牵扯着如此记忆。
存在于这些印象和记忆里的，是那时外滩的国际繁荣。
一百年前，这片“万国建筑博览群”所在街区的基础事实是英租界和法租界。那里有令中国人好奇又茫然的外国人物和事物，与这些人物、事物相联的意象，则是中国文化尚不知如何解读的“摩登”。
这片街区所在的城市，因为还有“万国公报”、“万国公墓”，甚至“万国禁烟会”等太多与“万国”相干的存在，故而整体成为中国文化版图上的一个另类空间。可以说，自1843年11月7日开埠时起，上海便获得了一种世界主义的文化面向，尽管可能只是若干面向之一，且生于殖民的压力。不过，如今看来，这种“本土”生来融于“万国”的宿命，似乎又使上海举办曾有“万国展览会”之称的世博会，成为城市历史预示的应然。
世界主义是上海人——一个在近代由江南各地人融合而成群体——的文化精力，这种精力使上海人在获得广阔视野与胸怀的同时，也不得不为其崇洋媚外的价值取向蒙受詈诟。据说在抗击法军侵犯时颇显民族气节的上海籍官员李平书，曾被李鸿章问道“君为上海人，胡异于西人？”在李鸿章看来，一个上海人持与西人有别的思想且不愿与西人为伍，反倒成了一件值得探究的事，这至少可以阐明在当时沪外中国人的认识中，“上海人”这个概念充满着“西方人”的内涵。
被世界主义浸润的还有上海的城市生活。比如将西方联排别墅外观与中国庭院结构融于一体的石库门。这种曾经占上海民宅总数近70%、因而塑造了上海市民弄堂生活的特点房屋，如今显然已经成为表现上海本土文化的重要符号，以至在上海世博会上毫无意外地成为上海馆的建筑造型。再比如在1920－1930年代，上海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无论他或她爱吃法国面包还是日本生鱼片，爱读狄更斯还是泰戈尔，爱听中国京戏还是西洋歌剧——都是一座宜居的城市。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