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我仍听见，河中此起彼伏的船笛，在担负中国扁担的叽嘎叽嘎的响声；至今，中国还在自己开凿的水路上行走，甚至可以断言，这种行走的速度，与飞机，与“高铁”，相差不多。
这一刻，我甚至生出了一种河督的心情。河督衙门，元明清历朝都设在济宁。现在，我就设想自己，是扛动运河的肩膀。我把我严厉的口谕，想象成肩膀上的硬茧。
请让我断言，我们的民族不仅能像夸父一样逐日，在奔跑的同时，还能挑起自己，还敢以一条长达两千八百公里的液体的扁担，混淆南方与北方，混淆富庶与贫困，混淆无比的艰难与无比的幸福。
显然，济宁独特的地理方位对于京杭大运河而言，是无法替代的。同时，济宁对运河文化的重视、研究、弘扬、推广，许多年来也都有目共睹。譬如，大运河沿线十七座城市就是2004年在济宁达成的共识，决定联合起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也很显然，作者作为济宁的政府官员，宣传运河以及弘扬运河文化是他的本职，他责无旁贷。但是，决定动用长篇小说这样的文学样式，却不是一个政府官员所能设想的。如此的决策，只能形成于作家的心灵。也就是说，这位官员究其文化学识与文化气场来说，是一位真正的作家。
这位作家下笔之前，看来是很动了一番脑筋的。
他的取材，选的是明代永乐年间开通大运河的一段很有意思的史实。一个农民担任“治河总师”，所设计的大汶河戴村坝和大运河南旺枢纽，奇迹般地解决了制约大运河的水源、如何越过“水脊”等一系列高科技问题，这就一举带来了北京城明清两代五百年的繁荣，也带来了济宁、聊城、淮安、扬州等一大批运河沿岸城市的兴旺。
这样的故事，除了可期待的情节曲折牵动人心之外，必定有人物塑造的出众与生动。而这正是我们所特别乐意看到的。
果然，我们接触到了那些认死理的“治河总师”白英、铁面无私的宋礼、经验主义十足的济宁州同知潘叔正、心思歹毒却满口“阿弥陀佛”的道衍和尚、先飞黄腾达后东窗事发的颜开，这些人的音容笑貌都比较鲜明，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生动的文学典型人物。
写的虽是大运河翻腾在明代的浪花，但在结结实实的现实生活中，我们难道感受不到这些浪花溅上岸来的飞沫吗？
我们在杨义堂的带领下，认识了许多人，也认识了自己。
这样的认识途径，也是一条运河。
这一条文学的大运河不是隋炀帝开凿的，是杨义堂开凿的。一个作家搬出他的生动而典型的人物，这个正是作家基本的本职。我觉得，杨义堂大胆地远涉明朝，完成了他的任务。
文学描摹的细微，也是这部作品的一大特色。
宫廷生活的奢华、秦淮河边的浓艳、民间祭祀的风俗、市井小民的势利，作者都有细致的刻画。他描摹专事礼乐教化的礼部，竟也写了那里畜养的大量妓女，笔触锐利而精细。六科给事中想利用大明刑律暗害宋礼，白英却用洪武年间敲锣打鼓绑缚贪官进京的先例惩治了真正的贪官，这些极其生活化的情状，都是明朝初年才能有的特色，作者没有忘记对此精心地提炼与呈现。
倒是希望日后的荧屏上，也能重现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的曲折性或许已经可以保证收视率。但这需要努力。这样的努力需要牵涉很多方面。
还是先读读这个文本吧。让作者先带我们上船，绕过民国与大清，直航明朝。你会觉得，永乐年间的运河水花，如今听起来，还是那么清晰与新鲜。
而且，还很有些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