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民营医院的等级评审，戴明说，按照有关规定，申报一级甲等医院以上，需要具备的条件之一是要创建“爱婴医院”，“但一些地方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不允许民营医院开设产科，理由是产科的医疗风险比较大，担心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这实际上断送了民营医院进入国家评价体系的可能。”
设备准入、科研立项、临床用地等问题也困扰着戴明。“我们虽是一级医院，但我们也有自己的发展目标，也希望能够给患者提供比较好的设备，也鼓励医务人员钻研业务，然而现实是，民营医院购买CT等医疗设备还存在一定障碍。”
戴明说，他感到幸运的是，“东岸医院”因为其“非营利性医院”的性质，绕过了相当多民营医院苦恼的税收问题和医保定点问题。
“我之所以把医院定位为非营利性，是因为虽然国家规定营利性医院享有自主定价，但事实上绝大多数民营医院为了生存，其价格不敢也不会高于公立医院，那么，一旦选择营利性，不仅要纳税，而且很难进入各类医保定点，这无异于绑住自己的手脚。不过，非营利性医院最大的问题是不能分红，于是一些医院就会在这个方面弄虚作假，我们医院好在是独资，所谓肉烂在锅里，这方面需求还不迫切。”
本刊记者了解到，根据卫生部2000年颁布的《关于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的实施意见》，划分医疗机构性质的原则之一是“自愿选择与政府核定相结合”，但民营医院往往很难被核定为非营利性医院。
戴明说：“对医院核定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其实是政策的空转，因为这个政策缺乏细化、缺少配套。比如，公立医院都被核定为非营利性医院，但他们不追求利润吗？民营医院大多定位为营利性，他们又有多少能大笔获利？所以，现在的局面是，不该营利的盈利了，该营利的没有盈利。”
业内人士向本刊记者介绍，在2008年之前，国家对民营营利性医院实行为期3年的税收优惠，此后，其将承担8%左右的税收义务。后经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管理分会等单位、人士的努力，国家宣布对其免税，但很多地方至今没有执行国家政策。反观公立医院，不但没有税收负担，反而能够获得一定的财政补贴，这大致占其总收入的5%～10%。
而在国家大力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项目时，没有获得相应的医保定点资格，几乎是一些民营医院的“灭顶之灾”——不仅余下的市场份额大大降低，且面临来自几乎所有相关医院的竞争。戴明表示，“庆幸我市的民营医院能较早获得医保、新农合等的定点，但就全国而言，尚有不少民营医院未能得到这个待遇。”
说起这种种“非国民待遇”，戴明的语调有些激动：“很多人都认为，民营医院就是为了挣钱，即便民营非营利性医院也不过是换个马甲，其目的仍锁定挣钱。我觉得大家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只要是医院，就必然承担着一定救死扶伤的社会责任，担负着周边居民医疗保健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讲，民营医院发展得好，对政府来说是一种双赢，倘若其发展不好，则由投资人自己买单，换言之，政府只分享利益而不必顾及风险，此种情况下，我实在想不通有关主管部门为什么还不把政策给足。”
人才“梦魇”
戴明说，人才问题是他几乎难以摆脱的梦魇。“我们医院给医生开的工资从3000元到1万元不等，比公立医院同级医生的账面工资高出很多，但是，我们很难吸引人才。”
他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谁都知道，公立医院的医生，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不是账面上的数字，而是红包回扣，所以我们10多万的年薪，对高职称医师根本没有吸引力。”
戴明解释说，从民营医院的自身利益讲，它需要建立良好的信誉和口碑，因此，它自然就会规范医务人员的行为，禁止医务人员收取患者红包；同时，对公立医院屡禁不绝的药品回扣，由于民营医院在药品采购时会尽量在市场上寻求同质低价，药品的利润空间势必压低，药品销售人员也就不会给医务人员回扣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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