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50岁的戴明顾不上亲朋好友的劝阻，2003年执意让自己的人生拐一个弯——他放弃某县级市医院副院长的职位，转身筹建当地第一家民营医院。
如今，这所“得到政府和卫生部门支持”的“东岸医院”已经小有名气，戴明却有些黯然神伤：“如果能够重新选择，我一定不会踏进民营医院这一行。”
东岸医院，是一所民营非营利性医院，现有床位60张，日门诊量约200人次，与当地公立一级医院规模相当。
“民营医院有发展比较好的，但大多数像我们医院的状态，不大不小、不好不坏”，戴明叹了口气，略带疑惑地问：“说起民营医院，官员们都说欢迎大型优质的民营医院进入，那我们这几千家普普通通的民营医院怎么办？谁来管？”
就在戴明接受本刊采访的两个多月前，5月13日，国务院公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份别名“新36条”的文件写道：“支持民间资本兴办各类医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疗养院、门诊部、诊所、卫生所(室)等医疗机构，参与公立医院转制改组。”
戴明说，他对“新36条”不敢乐观，自己的心头还是2005年出台的“非公经济36条”(即“老36条”)难以破除民间投资屡遭“玻璃门”的阴影：“各级官员对民营企业仿佛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歧视，卫生领域对公立、国有等字眼更是近乎迷信。”
戴明的困惑是，在很多行业，尽管对民企的限制同样无所不在，但至少民企还能跟国企公平竞争，但在卫生行业，“哪怕是国家既定的政策也不会顺理成章地落实，都要民营医院反复提要求、做工作，这是一条公平的起跑线吗？”
“政府能不重视发挥民营医院的力量吗”
戴明十分熟悉公立医院相对优越、稳定的工作滋味。
在创办民营医院之前，他曾做过多年市人民医院科室主任。“在这家二级医院，我有五六次升职的机会，但都在最后关头落败。”
一气之下，戴明选择出走，承包了当地某职工医院。“承包之前，厂里给医院职工发一半工资都不能维持医院运行，承包之后，我们不要厂里一分钱，就使医院能够正常运转，厂里对我的评价是，为该医院的顺利改制奠定了基础。”
这4年“脱离”体制的工作，验证了戴明的能力，也让他对民营医院的灵活机制等产生兴趣。当有关部门任命戴明为当地某二级医院副院长时，他只在医院上了一周班，就决定要辞职，因为“非常空虚，完全没有兴奋的感觉”。
戴明说，以这个年龄做副院长，意味着将在这个位置上退休，“我陷入了人生价值与现实利益等问题的思考，结果是，我想给自己一个机会。”
向同学、好友和盘托出办医院的想法后，戴明遭到了预料中的反对。“他们甚至召集起来开会劝我，说我的计划太疯狂。”
彼时，戴明更愿意把兴办民营医院判断为一种“机遇”，“我研究过国家的政策，认为医疗卫生领域同样需要体制改革，需要打破公立医院的垄断以满足老百姓的医疗保健需求，这就为民营医院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戴明一再给同学好友们举一个数据：当地100多万人口，只有市人民医院等3家公立医院，这种布局合理吗？能消化百姓的就医需要吗？显然不能，那政府能不重视发挥民营医院的力量吗？
在这个理所当然的逻辑下，戴明借钱、买地、申办医院，先后投入五六百万元，终于让“东岸医院”的招牌矗立在市中心。
“非国民待遇”
戴明说，医院开办至今，他已切身体会到很多民营医院同道向他描述过的来自有关部门的“冷落”。
比如医院营业必需的发票，戴明说，公立医院属事业单位，其发票毫无疑问是事业单位类型的，但对民营医院的发票使用则没有统一规定，各地发票也就很不相同，有事业单位的，有税务的，有民政的，甚至还有自印的。“我曾问自印发票的院长，这可是违法的呀，院长说，到处申请发票都不给，只好自己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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