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明认为，民营医院难以形成人才队伍的另一个原因，是现有人才流动政策的制约，比如，福利、户籍、职称晋升等。
一些业内人士向本刊记者分析，目前，在很多地方，医务人员选择去民营医院工作，几乎意味着自动放弃职称晋升。原因大致包括：其一，由于民营医院的医生大多缺少继续教育，而且很难有时间、机会写论文、做研究；其二，竞评高级职称需要医务人员有在基层医疗单位的工作经历，但由于民营医院大多没有完全纳入全行业管理，医生职称晋升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民营医院的人才队伍往往是‘老的老、小的小’”，戴明说，“偶然出现一两名中青年专家，人家要么是在原单位遭遇排挤，要么是因为超生不得不离开，真正主动选择到民营医院就职的非常少，所以，民营医院的人才梯队往往很不合理。”
“东岸医院”已基本形成了骨干队伍，“一般来说，一级公立医院只有两三位中级职称人员，我们有20多名高、中级职称人员，但我们的问题是，队伍的稳定性比较差。”
戴明说，由于福利待遇以及对民营医院发展前景信心不足等原因，不要说中高级职称人员，就连初出茅庐的医学生也往往把民营医院当作跳板，工作不到一两年就考研的考研、高就的高就。
“广大农村、社区缺的不是药、不是设备，而是人，是那些有技术、有能力的人才”，戴明感叹，“对这些人，公立医疗机构按资排辈的薪酬待遇往往敌不过民营医院许下的高薪，也就是说，只要政府有关部门调整好人才引进的配套政策，民营医院有信心招募到优秀人才，因为我们相信，大多数的医生还是想干干净净地赚钱。”
“背黑锅”
面对民营医院种种近乎“恶劣”的生存条件，仍有相当多的投资者选择进入。
戴明告诉本刊，从他开办医院至今，该市的人口总量大致上升了20多万，民营医院也增加了3家。
在这个市场格局中，已经有人开始搞“小动作”。戴明说：“有的民营医院门诊量小、住院量大，时间长了才知道，原来是靠给乡村医生回扣，比如，介绍一个阑尾炎患者，住院手术费3000元，给乡村医生的提成就能给到600元，说穿了，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民营医院几乎自初起之时就在承受公众对其诚信的质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民营医院的一大流派——福建莆田系出现，其被指为瞄准皮肤病、性病的市场缝隙，把无病说成有病、小病说成大病，在牟取惊人暴利后，使公众对民营医院形成“坑蒙拐骗”的印象。
其后，一些民营医院被指继续使用欺骗诱导、过度医疗、虚假广告、假劣药品等手段，导致民营医院形象大跌，如同一个“撒过谎的孩子”，甚至是“爱撒谎的孩子”，公众对其始终不能放心。
戴明说：“投资医疗卫生领域，只能追求投资回报的稳定性，而不能寻求投资回报的丰厚性。事实证明，那些期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获利尽可能多的投资者，采取的往往是不正当的竞争手段，不但损害了患者利益，也祸害了行业风气，最终是让整个行业为他们的短期行为买单。”
“你讲诚信，他不讲诚信，你还要跟着他一道背黑锅，你说有什么办法？我只能靠理念、信念自我安慰，对自己说时间是试金石，让我们再赛一程。”
戴明告诉本刊记者：“这几年，我工作过的那两家公立医院发展都非常迅速，可以说，比我们当地所有民营医院的形势都好。”
说到这里，他掐灭手中的香烟：“如果真的技不如人，关门失败我也认了，但现在是，医疗市场尚不公平。我只盼望，让公平来得更快些吧。”□(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姓名及医院名为化名) (记者 张冉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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