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药品回扣已成公开秘密的今天，身为医生的杨国梁，原本只想坚守底线、“独善其身”。不料，由于不小心“挡了别人的财路”，招惹了众怒的杨国梁，不得不走上举报回扣之路。于是，在周围人的眼中，他成了一个“怪人”，一个“精神病”，一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内科医生杨国梁早就知道，在一些同行、同事眼里，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怪人”。但直到最近他才得知，在当地卫生局的官方文件中，自己甚至患上了精神疾病——“疑有人格障碍倾向”。
在他就职的山东省滕州市中医院，杨国梁的业务水平被公认为“不错”。他还年轻，才36岁，现在负责该院神经内科工作，虽未被正式任命为科室主任，但还有上升空间。今年他结了婚，再过一段时间，他将拥有一个小宝宝。
如果沿着这个轨迹按部就班地发展下去，可以想见，他的日子一定不会不好过。
可是，这个医生却一再触犯众怒。
这个月初，他的名字出现在公共媒体上。在杨国梁3个字的背后，不仅牵扯着医院的声誉，还牵扯着这个行业内最敏感的话题——药品回扣。
“我不想当英雄，也不想断大家的财路，败坏医院的名声。”这位瘦小的内科医生声音很小。他解释说，对药品回扣，自己原本只是抱着“不参与、不干预”的态度。没成想，即便只想“独善其身”，杨国梁仍然成为其他人眼中的“绊脚石”。
据杨回忆，2008年，当时的神经内科主任徐某曾分两次给他3600元药品回扣钱。此后杨拒绝再次接受。为此，徐某曾找他谈过几次话。
“他说，因为我不接受，大家都没法接受。后来的回扣钱，都没分下去。”杨国梁说。
这名内科医生认为，拒拿回扣令他们二人从此心存芥蒂，也让同科室的医生对自己有了看法。因为“一旦有人不拿，其他人拿了就会感觉不安全”。矛盾在当年12月中旬的一天甚至升级为肢体冲动。
当天上午，杨、徐以及科室几名大夫一起查房。当查到34床时，徐要求替换掉病人正在使用的复方氨基酸。34床是杨国梁首诊的病人。复方氨基酸，每瓶价格为4.85元。而徐要求使用的药物是每支价格为37.3元的脑蛋白水解物，打点滴时每瓶需3支，共111.9元。杨国梁的想法是，这名病人其实并不需要脑蛋白，因此，徐有使用回扣药品的嫌疑。
杨国梁当即表示不同意：“患者找我做康复治疗，需要打复方氨基酸，别停了。”但徐强烈反对。接着两人发生了肢体冲突。
当天杨国梁将此事反映给院方，要求院方对此给予答复。但院方迟迟未拿出处理意见。杨国梁突然意识到，在药品回扣已成行业潜规则的今天，自己一人想“独善其身”毫无可能。不仅如此，由于挡了别人的财路，自己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他和哥哥杨运栋开始向上级举报中医院普遍存在的拿回扣现象。
2009年2月，滕州市卫生局组织调查组前来调查。但卫生局副局长马建海说没发现回扣问题。不过，没多久，徐某被调离科主任岗位，并被取消当年的进修机会。尽管没有证据证明此次调动与调查结果直接相关，但院方承认，徐的工作变动带有“惩罚的性质”。此后，徐被剥夺了开处方权。
杨国梁本不想把事情闹大，但卫生局的调查结果令他大失所望，于是再次向有关部门反映医院风气及回扣现象。随后，滕州市纪委介入调查。结果是，一些人上交了回扣钱，还有人受到了处分，甚至有人因此被判刑。至于具体的上交数额，纪委常委李军不予回答。
纪委介入后，杨国梁感觉到，尽管自己的举报已被证明属实，身边的朋友、同事们对他的态度，却在悄悄发生变化。更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当有记者就杨举报药品回扣一事采访滕州市卫生局时，有关领导拿出了一份文件，上面对杨国梁的描述是，“疑有人格障碍倾向”。而人格障碍，则是精神疾病中的一种。
中国青年报记者多次向卫生局副局长马建海求证此事，但马表示，他本人不知情。他还告诉记者，他会向局长渠怀勤咨询此事并尽快告诉记者，但截至发稿之时，马也未与记者联系。记者又拨打马办公室电话以及渠怀勤手机，均无人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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