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北京一家制药厂做销售总监的陈先生向记者透露，医药代表通常会有一笔专门的“营销费用”，主要用来公关各医院具有处方权的医生。“一般的药品回扣在一个到一个半点，也就是10%-15%，而抗生素的回扣一般在20%至30%。企业一年的‘打点’费用动辄上百万元。”
对于目前抗生素市场流通方面存在的问题，药监部门开展的清理整顿效果有限。北京市药监局稽查监督处副处长李江宁说，他们对药店经常检查，但无法对药店持有的药方进行核实；检查网上药店只能找到其实体进行检查；全市2000名药监执法人员面对20万户检查对象，监管力量严重不足。
曹照龙表示，现在许多医院都建有抗生素管理机构，医生滥用抗生素会面临惩处，但在开展具体调查工作时却常常面临困境。例如对抗生素使用往往采用抽样检查，在上千份病例中抽取几十份，覆盖不了全部问题；一些即便被怀疑抗生素使用超标或越级的病例，也可能因为病人已经出院而无从核实。
对策：强化惩治力度 切断利益链条
医学专家提醒，抗生素研发周期已从最初的一两年延长至眼下的十余年，病菌抗药性却由半世纪前的二三十年缩短到三四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杨宝峰说，“超级细菌”的产生与抗生素滥用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抗生素的不正确使用，耐药细菌不断“升级”，因此严格规范抗生素使用在我国已迫在眉睫。
杨宝峰认为，我国抗生素使用和管理存在漏洞，部分规定没有严格执行。从抗生素药品的生产、到医生开具药品，药品在药店出售以及患者购买四个环节均存在抗生素滥用的隐患。抗生素的滥用会明显导致其使用寿命缩短，如这一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我国未来就可能面临无抗生素可用的危险局面。
一位临床医生告诉记者，发达国家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相对完善，首诊转诊制度也相对健全，家庭医生覆盖面较广，患者能够享受到较好的医疗卫生服务，因此通过医生合理使用抗生素并非难事。而目前我国医疗卫生资源，特别是优质资源有限，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矛盾依然存在，患者为图方便往往不去医院排队看病，而是选择直接去药店购买抗生素药品，这也是导致凭处方购买抗生素的规定执行难的重要原因。
刘国祥等专家认为，当前我国医疗机构补偿机制尚不健全，以药养医体制弊端依然存在。医院对药品收入过度依赖，往往给患者开具价格较高的抗生素药品。同时，医生收入和检查费用相对较低，又进一步加重了对药品收入的依赖。建议健全抗生素使用和管理体系，强化药物监管；健全医疗机构补偿机制，切断医生和药商的利益链，从制度上根治抗生素滥用问题；加强对终端销售渠道的监管，严格执行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的管理制度，加大惩治力度。
李江宁建议，按照现行的规定，药店违规销售处方药的上限处罚为罚款1000元，额度太低，不足以对药店违规经营产生震慑作用。应提高全社会对安全使用抗生素的认识，进一步加强各相关法规间的衔接，并通过加大惩处力度来提高不法商户的违法成本，营造安全、合理用药的社会环境。（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熊琳、刘敏、孙英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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