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沈阳市27名有丰富经验的属地公安机关、派出所领导被聘请为8家省级医院和18家市级医院及辽宁省血栓病中西医联合医疗中心的安保工作副院长，领导医院开展治安防备工作。沈阳市卫生局、公安局称，此举将加强医务人员和患者的安全感，达到医疗执业环境改良、医院及周边安全状态好转、医疗服务质量进步、医院内部医患纠纷减少的良好后果。(今日本报A10版)
尽管沈阳市公安局表现，这些警察副院长“不占职数、不拿待遇”，在履职的过程中保持中立，但就我懂得，警察进入医院领导层与公安部门向医院派驻警力不完整是一回事。如果说警察派驻医院是代表公安部门行使执法权的话，那么警察进入医院领导层，他们到底是代表公安行使执法权还是充当医院的代言人，有点说不清。警察从政府领工资，又在医院任职，意味着他们同时具备双重身份，他们既是享有执法权的警察，又是医院的领导者。拥有双重身份的警察副院长难免会与医院产生利益关联。再说，医院有“家里”的警察撑腰，患者的权利又该由谁来保护呢？
在此，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当下医疗行业的大背景。药价虚高、医生开大处方、大检查单，收红包、见逝世不救……在医德滑坡的现实语境下，患者对医院缺乏信心，医患纠纷不断。医疗事故鉴定往往由同一个圈子的医生完成，“兄弟给兄弟做鉴定”，其可信度也难以让人佩服。比如，2003年至2005年，广州地区的医疗事故鉴定共354宗，仅39宗被鉴定为医疗事故。由于医疗鉴定的成果大多不利于患方，影响了患者对医疗鉴定的信任。此外，患者通过法律道路维权，存在门槛高、时间长、投入大的问题。“医闹”的呈现实际上是在提示医疗机构进步服务质量，转变形象。
医院聘请警察担负副院长固然可以威慑“医闹”，但是警察副院长的公平性让人存疑。而且用高压态势对付处于弱势地位的患者会加剧医患抵触，增加患者的不信任感。把话说回来，患者请“医闹”讨说法实际上是无奈之下的另类维权之举。如果医生多些职业道德与救逝世扶伤精力，医院治疗收费明细单能放在阳光下曝晒，患者的利益得到保护，医疗事故鉴定做到公平公平公开，他们何必找“医闹”维权呢？
在我看来，处理医患抵触、打击“医闹”的要害不是请警察当副院长，而应当给患者供给表达诉求的机会与平台，在医院与患者之间找到一种公允的平衡力量，这才是解决医患纠纷的重要道路。只有在第三方力量的作用下，打破医院单方面话语权，医患双方才干公平博弈。否则，医院请警察保护自己，对患者一方明显不公平。
引入第三方机构免费调解医疗纠纷，既给那些不信任医疗事故鉴定机构，嫌司法道路麻烦费事的患者供给了一个免费制度出口，第三方机构在公平公平性方面也易于得到社会认同。而且通过非诉讼争议解决方法，为处理医疗纠纷供给公益性服务，还能使医患抵触解决方法更加柔和。作为一个专门的公益运作机构，有利于下降患者维权成本，进步医患纠纷处理效率。无论对患者，还是对疲于敷衍医疗纠纷的医院，都是有利的。如果医患纠纷调解通道被疏通，第三方调解机构得到了患者的充分信任，不用聘请警察担负副院长，医患抵触也会逐步缓解。(叶祝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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