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常州一位市民近日在市第七国民医院给孩子看病时，儿科医生徐莉仅开了一毛钱的处方，孩子的病就痊愈了。这个一毛钱处方被病人家属誉为“世界上最便宜的处方。”(6月9日《扬子晚报》)
在“大处方”司空见惯的当下，像徐莉医生这样开出“一毛钱的处方”便显得有些“另类”。有人将“大处方”现象归结于医生职业操守沦丧，有人在“以药养医”的医疗体制上找原因，而笔者认为，这固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现行医生处方监管有缺失。
在这方面，国外的监管值得我们借鉴。比如，法国医师协会对所有医生的处方进行电脑监控，开药金额排在前5%的大夫，每张处方都要被分析，只要发明一张处方有问题，这个医生就要“交代”——为什么这样用药；说不出道理或说明不能成立的医生将面临多重处分，轻者掏钱补偿患者，重者吊销医师执照。我们现在的医院，医生开了“大处方”不会受处分，因此吊销医师执照更是闻所未闻。随着医改的不断推动，“以药养医”的现象将逐步得到改良，但必须苏醒认识到，医生“灰色收入”与其开出药品得到“回扣”之间的关系，并不会随着“以药养医”的退出而自然灭亡。如果我们对“大处方”的监管没跟上，或者流于情势，老百姓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依然没法得到基本解决。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保障医院生存与发展，领导和鼓励医生通过技巧吃饭，不仅需要政府大幅增加对卫生事业的投入，更需要有力的监管制度护航。有关部门一方面要建立保护“小处方”的制度机制，另一方面要完善对“大处方”的监管机制，切断医生和药品之间的利益链，增进合理用药、科学施治。 (徐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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