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一毛钱能买到什么？常州一位市民近日在市内一家医院给孩子看病时，仅花了一毛钱，孩子的病就痊愈了。这个一毛钱处方被病人家属誉为“世界上最便宜的处方”。该院宣传科的刘科长称，一毛钱处方是个例，徐莉医生不是对每个病人都开一毛钱的处方，收一毛钱是因为这位家长来他们医院之前已经在另一家看过病。徐莉目前是医院的儿科主任，许多患者指名要她看病。(《扬子晚报》6月9日报道)
被高价医疗折磨已久的社会，始终试着寻觅那些传递盼望的意象。当一毛钱处方让我们久久高兴，却也注定是一场心酸的惊喜。较之动辄百千的药费，“一毛钱”显然太过突兀。“最便宜处方”，恰如安徒生童话中那个男孩，无意道出了药市赤裸裸的暴利。本来，便宜至此也可以治病；本来，患者当了那么久被宰的羔羊。我们的不幸，我们早已感知。面对那张“异类”处方，唯存一丝苦笑和深沉无奈。
“一毛钱处方”无关医术，更非所谓“艺高人胆大”之产物。所谓医者，从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作”。基于自身特别性，医生往往被寄予更多道德等待。固有文化语境中，国人无比悼念那种“德术双馨”的“仁医”——救逝世扶伤之外，极具人性光辉的行医群体。而事实上，西医东渐之后，医生专业性不断强化，与之相随的是道德光环褪去。直至卫生事业泛市场化，医生终彻底沦为“利本位下”的“职业人”。如今药价虚高，很大程度可以归因为行医者逐利激动之盛。
职业化、道德中立的现代医生并无原罪，只是国内医疗系统，始终未能建立一套完善的自我束缚机制。一方面，医院自负盈亏，多以“用药”考核雇员；另一方面，行业监管缺位。医药公司自外渗透，通过“提成反馈”，利诱医生开药求多求贵。面对内外夹击，自然鲜有人“不识时务”。乖乖就范尚可分一杯羹，“固执己见”就唯坐等淘汰了。问题之关键在于，既有体制不仅没有增进传统医德回归的鼓励机制，且起着逆向引诱的作用。在此前提下，枉论“仁医”，纵使恪守职业精力的“合格医生”也是凤毛麟角。
时至今日，“一毛钱处方”横空降生，大众,瞬间莫名高兴。但，孤例永远只是“茶杯里的风暴”，唯有广泛铺开才可惠及大众。那么，此等“神奇”是否具有普适性？答案想必难言乐观。“最便宜处方”所以能出生，乃是个人私德与医院机制的共同善果。首先，徐医生是个好同志，好到“许多患者指名要她看病”；再者，据说该医院很有觉悟——“对医生考核更重视工作量、服务质量等方面，对用药不作考核”。换作别处，未必有如此仁爱的医生和如此自觉的医院。
围观之后，还是从前的一切。药价依故居高、医院依旧骇人。不时曝出的“仁医”与“低价药”，只具备让人惊羡与幻想的价值。不彻底完成医改，“一毛钱处方”永远是乌托邦式的反讽寓言。在未来，若想低价医疗不是梦，唯有两条可选路径：要么彻底放开市场，以竞争之活力完成优越劣汰；要么强化政府义务，让医疗回归“公共服务”本质。(然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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