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载：“苏武远祖苏忿生为周代司寇，初居河内，后徙武功杜陵，武以父荫，少任为郎”：《汉公卿表》述：“苏建乃武之父，字敬宇，因抗击匈奴有功，武帝封平陵侯于故里武功，后任代郡太守”。《史记》亦云：“将军苏建杜陵人。”以致现代一些文学作品也追溯而述，“苏建因在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8），以校尉之职屯兵杜陵，故称苏建父子为长安杜陵人。”当时，苏建屯兵之地叫杜伯国，七十三年后才改称为杜陵。《通鉴》载：“汉宣帝元康元年（前65），宣帝刘询为自己筑陵于杜伯国，遂在此置县杜陵。”《史记》作者司马迁卒于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从武帝后元二年到宣帝元康元年，之间相隔二十二年，难道司马迁生前竟知身后二十多年之事吗？不能不令人生出许多疑惑。
后来，宋哲宗绍圣年间进士游宏、晁公武、陈直斋和明正统年间任行人司行人的丁璇，弘治十一年任监察御史的杨秉中及清乾隆年间任知府的段玉裁等学者都对此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这是人为因素，讹传误导所致。他们还分别引用了魏国都亭侯苏则的诗“凤岗景色秀，踏春出杜陽，行前祭先祖，催马赴任上。”和唐昭宗年间任秘书监的苏鹗《杜陽杂编》自序中的一段话：“余世居武功杜陽，因以名编焉”。以此佐证杜陽就在凤岗山周围，“陵”字应是“阳”字之误，苏武父子应为武功杜陽人，而不是长安杜陵人。
我在翻阅明康海《武功县志》，看到宋苏洵、苏轼父子《苏氏族谱》序中有关“平陵侯苏建公墓在陕西西安府乾州武功县”的记载，可墓址的确切方位仍未见记人。我想苏建被加封为侯，后又做了一郡之太守，在汉代这样显赫身份的人恐怕为数不多吧，怎么葬后没有墓冢？是苏建犯有失军之罪，武帝不让堆冢？还是不在武功，而入土他乡？那既然葬于异地他乡，唐、宋、明、清等一些史料中为何还要记载苏建死后回葬武功？而《史记》则载：“苏建墓在大犹乡”。汉代的大犹乡是不是唐代武功的里右乡？这个问题还待深入考证。而我在走访苏姓长者的过程中，听到了这样一个传说：当年，汉武帝听信馋言，以为苏武投降匈奴，怒气冲天，当即废除苏家的封侯爵位，赐毒酒让苏武的兄长和小弟喝下，替罪伏法，又动用大批劳役将平陵墓冢夷为平地，同时下旨凡传墓址者、祭祀者均以死罪论处。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风雨沧桑，慢慢地人们就不知道其墓址的真正位置了。后来，官拜典属国，位至关内侯被人们誉为民族英雄的苏武去世，安葬在武功县凤岗山下、漆水河畔上时，四里八乡的人们和迁居外地的苏姓子孙逢年过节，又开始齐聚苏武墓园，顶礼膜拜，共同追忆苏武父子忠烈爱国的感人壮举，这个习俗一直流传至今。
近年来，每逢清明，海内外苏姓后裔总是跋山涉水，不远万里，回到武功寻根祭祖，因为他们一致认为，武功乃祖居之地，苏姓之根。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