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昭父子妙悟“隆中对”一统中华

　　陈寿写作《三国志》的时候，把公元207年冬天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进行提炼，采用对话的方式，再现了诸葛亮对当时天下形势的分析和刘备集团今后的战略构想。后人取其对话地点是在隆中，故曰《隆中对》。纵观刘备一生，无不以《隆中对》为攻略指南。随着荆州的沦陷、夷陵之战的全军覆灭，《隆中对》于蜀汉已毫无价值可言。谁曾想到，52年后，曹魏权臣司马昭和他的儿子司马炎却依据《隆中对》思想，出台了中华一统的伟大决策。
　　公元259年，距淮南之战扑灭诸葛诞叛乱已经六年，统一国家的时机已经成熟，司马昭随即召开军事会议，提出“主动出击，消灭吴、蜀”的战略意图。
　　关于先打哪里，群臣意见不一，大多数人受惰性思维的支配，几乎众口一词地指向东吴。司马昭力排众议，仔细分析道：“粗略地估算，如果先取东吴，必须打造战船，疏通水道，大致需要千余万人工；更何况，南方潮湿，军队南下必然会因水土不服发生瘟疫。如果先取西蜀，三年之后，乘巴蜀地理之利顺江而下，水陆前进，那将是灭虞定虢、吞韩并魏两个古代赫赫战例的重演……”
　　这一战略思想的最后确立，与诸葛亮的《隆中对》构想不谋而合，只是在方向上稍加改变而已。诸葛亮在《隆中对》里曾分析说：“江东……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司马昭可能会知道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却不一定知道刘备与诸葛亮对话的内容。在此，历史出现了惊人的相似，却并未简单地重复。刘备没有完成的《隆中对》战略，却被司马昭继承了过来，与其子司马炎一起，为统一中国做出了可贵的实践。
　　果如司马昭所料，也正如诸葛亮《隆中对》之所言，益州主政之人十分“暗弱”，“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在钟会与邓艾的两路大军合击之下，灭蜀易如反掌，无激烈可陈，一如刘备当初入蜀轻取刘璋那样，印证了诸葛亮《隆中对》的睿智。刘禅采纳谯周建议，率百官开门投降，灭蜀之战宣告结束。灭蜀的胜利，不仅是曹魏政权的军事胜利，更是司马昭无意之间践行了《隆中对》之思想的胜利。
　　在《隆中对》里，荆州是个战略堡垒，失去了荆州，无论是向南还是向北发展，都将化为泡影。当年曹操得知刘备占了荆州，慌张得连言语都失态了。孙权为了荆州，耍了不少权谋，不惜撕毁与蜀汉的外交协定。刘备丢了荆州，着急得几乎茶饭不思，倾全国之兵与东吴开战。司马昭的办法是，不与东吴争荆州，而是全力固守襄阳，先后启用了名将羊牯和杜预。襄阳是后来郭靖郭大侠壮烈牺牲的地方，地点之重要性可想而知，距荆州首府江陵非常之近，军队可以沿汉水直逼江陵。也就是说，只要固守住襄阳，荆州就成了司马昭的囊中之物，想什么时候取就什么时候取。让东吴暂时代守，其实是为司马昭打工罢了。这一举措，似乎比《隆中对》还要高明一些，但没有偏离《隆中对》的思想。
　　公元265年，司马昭病逝，其子司马炎继承了他的遗志，取代曹魏政权建立了晋朝，这就是历史上的西晋。司马炎按照父亲生前的战略构想，一即皇帝位，就紧锣密鼓地开始了消灭吴国的战前准备。他一方面接受了襄阳守将杜预的推荐，任命老将王濬做了龙骧将军，掌管四川的军事，提前数年建造了大量的船只，做伐吴之用；一方面全力支持杜预开展襄阳一带的经济开发，进行战争物资储备。司马炎一直注视着南方的江面，苦苦等待着国家一统的辉煌时刻，建功立业，青史留名。
　　公元279年年底，这一时刻终于到来。司马炎在洛阳召开紧急殿前会议，研究征服吴国的具体方略。历史再次重演，朝廷里又分成了两派。当时，只有镇守襄阳前沿的杜预、中书令张华主张出兵灭吴，而绝大多数重臣都反对讨伐吴国。他们一起嚷嚷说：“这次出兵，一定会吃亏。现在西北还有麻烦，这时候攻打吴国，一定不会有好结果。”赞成与反对的天平上，反对的人士大占上风，杜预和张华处于绝对的少数。司马炎毅然跳到天平上赞成出兵的一边，天平两边的对比完全倒了过来，反对派只能脱下帽子谢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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