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快活去换取光环,不值得
曾子墨
2000年5月初,一个周日的傍晚,我拖着追随自己走南闯北的黑色Tumi行李箱,登上了从香港飞往新加坡的国泰航班。空姐热情的问候和体贴的服务,并没有能够化解我心中的层层阴云。
一天前,我刚刚接到一个新项目,是马来西亚两家的并购,我们担负买方的财务顾问。这时的我已经升任经理,对新项目标热切和渴望却在日益冷却。我知道,在未来的几个月里,我又要过上那种周日晚上飞到吉隆坡、周五晚上飞回香港的日子了。酒店和公司之间的两点一线,统统在酒店里解决的一日三餐,还有数不清的不眠之夜,带着一年级的分析员做模型、开会、谈判……已经数十次轮回的过程又要重新经历,这让我的心坎充满厌倦和抗拒。
其实,就在两年前我离开纽约时,还认定了投资银行该是我一生的职业选择。
“如果子墨能被克隆就好了,哪怕只克隆出来一个子墨也行!”
“这里就像你的家一样,如果你在香港做得不开心,随时回来!”
“看来以后我们要多找一些像子墨这样的中国女孩!”
……
1998年7月,我退掉了与公司仅仅一街之隔的公寓,卖掉家具,在同事们的声声感叹和祝福中,离开了美国这个我曾经生活了6年的国家。
临行前的一个月,从午餐到晚餐,每天的日程都排得满满的。同事们用请吃饭这种最传统的方法来表达他们的心意,为我送行。
那时候,我终于明白了人的记忆是有选择的。在即将告别纽约、和同事们说再见的时候,所有的苦和累似乎都烟消云散了。几天几夜不能睡觉的挣扎,还有每天下午必定如约而至的激烈头痛,仿佛都从我的记忆里消散了,留下的只有那些激动人心的美丽片断。
飞机从肯尼迪机场腾飞的那一刻,我的心坎无穷感叹。婉拒了猎头公司一个个的电话,放弃了老虎基金的高薪聘请,我执意要回到香港,因为我知道,是时候,该回家了!
踏上归途时,我依旧对投行一往情深。我从未猜忌、也从未动摇,我一直确信,我将会、而且确定会以最快的速度走到金字塔的顶端,获得那个“董事总经理”的称谓。
从小,我就被灌输着最主流的观念:在家要做好孩子,在学校要做好学生,开端上班了,也必定做一份最好的工作。但是,我却从未真正动头脑去想一想,什么才算是“好”?是别人都认为好的才是“好”?还是追随自己的心声,让自己开心快活的才是“好”?
那一刹那,我想我是在冥冥之中受到了上天的点拨。我突然大彻大悟,投资银行不过是众人眼中的一道光环,我为什么必定要就义自己的快活,去点亮别人眼中的光环呢?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国同学都会在大学毕业后去非洲、亚洲、逝世界上最贫穷落伍的处所做志愿者,为什么金钱、地位和稳固的生活从来都被他们不屑一顾。
毕竟,生活是属于自己的。
而后,一种从未有过的简略、轻松和愉悦笼罩了我。我就这样毅然地作出了一个在别人看来多少有些不可思议的决定。
同事问我,是不是有了新的工作,待遇比现在要好;朋友劝我,说再忍半年,到年底就可以拿到那笔数目可观的奖金了;连公司的运营官都和我打赌,赌一年半载后,我必定还会回来。只有我自己才明白,我一刻也不能再等了,我也永远不会回头了。
(摘自《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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