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墨（曾翰 摄） 曾子墨答《南方人物周刊》问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
曾子墨：挺满意的。到了现在这个状态，就能够比较自由地分配自己的时间，平衡工作和生活，能够享受自己的生活中很美好的东西。
人物周刊： 你今天取得的成绩，有什么样的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
曾子墨：开开心心肠过好每一天。这一天你开心肠过还是不开心肠过，反正都是要过的，何苦不用一个开心的心态去生活呢？我个人来说，无论是职业的选择，还是生活地点、方法的选择，我信任自己的感到，而且选择之后别再回头，不要懊悔。因为你若不满意，还可以有新的选择，但天下是没有懊悔药的。选择让自己最快活的、最开心的就行了。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成长的年代，你怎么看？你懂得他们吗？
曾子墨：他们那一代最大的苦楚就在于自己有过一个信仰，但是最终幻灭了。但当你去反思这个时代的时候，悲剧的是你用的思维方法和理念还是属于那个时代，你摆脱不了。那个时代本身已经融入了他们的血液。
年轻的时候不懂得他们，但现在越来越懂得。尤其是想想他们一生的苦难，经历了一个时代的变更。我母亲写了自己的回想录，就是因为她有很深的忧虑，担心后一代人不记得这个国家的苦难，她感到这些苦难都是这个民族的一部分，她认为应当让人们知道。
人物周刊：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曾子墨：我今天站的高度还不至于能够指导江山，只是从我们的个人角度来说，我感到有两点：第一个就是环保。虽然环保不应当上升到宗教的角度，但大家应当要尽自己的良心来做一些事情，除了环保还包含食品安全等等；另一个方面，身为一个中国人，当中国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沾沾自喜是不对的，但是完整去批评也是不对的。还是要有一个建设性的态度，我感到李泽厚先生对中国现代化的几个阶段的断定很正确：首先是经济的发展，然后是个人的自由、社会的公温和政治的民主。我认为对于中国目前的大多数人来说，可能刚刚完成第一个步骤。我们的确是任重而道远，要对自己的形势有一个明白的认识。
人物周刊：在经济形势尚不十分乐观的大背景下，你对你所从事范畴的远景怎么看？
曾子墨：在这样的时代里，做媒体说简略也简略，说难也很难。今天的媒体在中国承担的不仅仅是媒体这样一个功效，尽管我们都盼望成为真正的媒体，但总归还是承担了其他的功效，例如宣传工具等。总体来说，媒体的情况还是向前走，相对于当年只有一种声音、只有一种思想已经很不同了；但是作为媒体人，我们总感到前进得不够。
就我自己来说，最初做媒体就是请求自己不说假话，也许我真话说不出来；那么在现有的情况下，当我们这个平台还没有失去的时候，我们也努力地去说真话。近些年，媒体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变更也是相辅相成的。
人物周刊：你感到你的同龄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曾子墨：就我身边的同龄人当中，我并不认为这一代人有特别明显的问题。虽然有人认为我们这一代人缺乏幻想主义，但我认为如果世界上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好，那这就是一个挺和谐的社会。
唯一我感到稍微有点欠缺的，就是我们这代人对社会底层的关心少了一些。中国太大了，不同人的生活轨迹有太大的不同，我们从城市生长起来，对农村不够懂得。所以我感到，当我们把自己的生活过好的情况下，不妨多给别人一些关心，这种关心不必定是物质上的，也可能是精力上的。
人物周刊：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有“领袖气质”？在当下的人中，你最钦佩的是谁？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曾子墨：他必定要有对社会、对时代的关心；对公共事务必需要有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的想法。当下的人来说，我感到能不说一句违心话，不违背自己良心的人，我都挺钦佩的。但是我感到这样的人物，在当今的中国确实不会特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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