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端的时候，由于宋徽宗、宋钦宗尚在人间，人们有理由猜忌赵构出于对皇位的私心，北伐的积极性不够高，打压主战派如岳飞、韩世忠等人。可是，等到宋孝宗主政以后，徽、钦二帝已经不在人世，为何皇帝的北伐热情还是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呢？宋孝宗前期，北伐战斗还是取得了不小的战绩的，但是，后期却力不从心了，竟至灰心意懒，连皇帝也无心情做了，这是为什么？读《宋史》，答案不难找到：老百姓不爱好战斗，不盼望朝廷北伐。
再说大臣们，以秦桧为代表的主和派，千百年来被人们诟病，他们当时真的不想北伐吗？他们真的愿意戴汉奸的帽子？确定不是。秦桧其人，据《宋史》记录，他的北伐主意还是很坚决的，出使后金回到赵构身边的时候，他曾慷慨陈词，力主北伐，救回徽、钦二帝，恢复河山。但是，当时的情况是，部队确实缺乏战斗力，赵构的北伐决心还没有最后断定下来，“陪都”临安的建设还没有完工，经济上的积累还不足以博得一场战斗的成功，种种因素困扰着这个新上任的内阁首脑。衡量利弊，秦桧认为，议和可以博得战备的时间，穷兵黩武绝非上策。
现在来看，秦桧主和是有原因的，也是可以懂得的。但是，后面的大多数内阁也一直延续秦桧的主和政策，似乎难以懂得。因为，宋孝宗结束北伐以后，朝廷的重要施政方向，集中在国内的建设上，部队建设卓有成效，经济建设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光辉时代，朝廷吏治清明，政治环境宽松，综合国力在当时属于第一，远超后金、蒙古、西夏、吐蕃等国。在这样的时代，朝廷依然难以进行有效的北伐，就不能不令人思考了。
读《宋史》，咱们可以得知，南宋中后期，老百姓的生活水准是非常高的。南宋人口占当时“世界人口”的15％左右，经济总量却占到了全球的75％以上，这是其一；其二，官本位的削弱，老百姓的生活比官员要好。比如，南宋的知府一般是从三品或正四品，年薪在400贯以上，相当于今天的15万元国民币，而熟练工人的年薪却达到了600贯；其三，中产市民阶层十分宏大，生活富饶，安于现状；其四，南宋的粮食产量连年丰收，而长江以北却灾情不断；其五，政治环境宽松，言论也相对自由。
南宋是中国历史上较为特别的时代，朝廷和民间的互动十分活泼，士大夫无论在朝在野，都极为关注民间的声音和疾苦，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关注“民生”；民间也爱好议论朝政是非，无论对错，朝廷一般也不予追究。也就是说，朝廷的大政方针一旦制定，老百姓很快就会知道，并给予褒贬，而老百姓的声音也很容易就能上传“圣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朝廷内阁的决策是不可能不器重民间的声音的。
民间反对北伐的声音重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宏大的中产市民阶层，这个阶层拥有着国家三分之二的巨额财富，且和当局官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既得富贵，也安于富贵，如果北伐战斗打响，各种赋税徭、兵役将无穷无尽的来临，势必影响到他们的既得利益。由于他们在必定层面上具有左右当局施政的力量，他们的声音是当局不容疏忽的。二是普通大众的声音，他们的生活也还温饱，如果没有战斗和战乱，这种温饱是可以持续下去的。如果朝廷发动北伐战斗，一旦收复长江以北已被后金严重损坏的地区，那么，江南财政势必增加税收来重建江北，普通大众的温饱现状将难以保持。
南宋小朝廷在看待民间声音方面要比南明小朝廷来得高超，历届内阁均能器重民生，倾听来自民间的声音，并能做到衡量和平抑，是以南宋朝廷的执政时间擅长其他的历次南北对峙的政权，这应算是历史上少有的奇迹。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