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责”就难免有人丢掉乌纱帽，这好与不好？“非典”期间问责的短期意义在于扭转了此前抗击“非典”的被动局面，更在国内外重塑了诚信政府和义务政府的形象；从长远来看，可以从基本上整肃吏治，建立官员队伍的“民本”思想，并以此为契机推动行政体制改革。这是大好事。
中国历来“官贵民贱”的官本位思想十分浓重，要冲破罗网殊非易事。今天的“问责”无论涉及的范畴还是方法，都还在初级阶段。范畴上更多地停留在突发事件的“问责风暴”上，最关注的范畴大都是安全生产、群体性事件，如渤海二号沉船、三鹿奶粉事件、襄汾溃坝事件、火烧央视大楼和云南孟连事件、贵州瓮安事件等等；“问责”的实行多由上级甚至中央组织亲力亲为。中国问责制的发展空间还特别宏大，本质上有关民生问题的问责内容，还需要得到格外关注；各级干部自觉提升义务意识和执政程度，由被动“问责”到主动反躬自省，还需要很长时间；“问责”有待于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轨道。
有人认为“问责”“有悖安定团结”，这是奇谈怪论！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能所在就是要保护、保障所有社会全部成员的利益，尤其他们的生命价值。各级官员要“对国民高度负责”，“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如果你远离了“执政为民”的宗旨，给社会造成丧失，或者你的执政观念、价值观念，与政府、与国民不能取得和谐，就应当自走马换将，自觉离开执政岗位。
与其为克勒总统、鸠山首相惋惜，不如为两位堪称“汉子”的人物喝一声彩！喝彩之余，环顾四周，不难发明，我们眼前还有多少昏官、坏官还在那里言不由衷、表里不一、假话套话连篇，甚至贪赃枉法、欺负良民，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寄望他们自觉挂冠而去，无异与虎谋皮，简直异想天开！从现有国情出发，中国的“问责”还得先把重点寄托在法制身上！
与自己的过去比，中国的问责，无疑“有所进步”；而与别人比，不啻相差千里万里！我堂堂大中华的问责之路还十分漫长，任重而道远啊！ 相关阅读